谈到人民币国际化的次序问题，尚达曼认为，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与金融改革需同时推进，各项改革并非要遵循一个机械化的次序，而是以不同速度进行的平行动作。在他看来，中国人民银行目前为止采取的战略“恰到好处”。同时，面对国际资金流动波动不断加剧，中国仍需要“先发制人”地采取措施防范资本市场泡沫。
尚达曼强调，单靠流动性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各国政府迫切需要推进结构性改革。他认为，在危机早期阶段央行采取的措施让国际金融系统免于崩溃，然而依赖央行越久，问题会越发加深；结构性改革被搁置得越久，潜在增速下降的真实风险会越大。
助人民币一臂之力
第一财经日报：新加坡已经成为中国在海外的第二个人民币清算中心，离岸人民币清算服务也已正式启动，汇丰、渣打率先在当地推出了首批人民币计价债券。这对新加坡和中国分别意味着什么？
尚达曼：这是一项意义深远的进展。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前提假设，即发达国家在未来数年都可能陷入低增长，并非一定如此，但这一风险很高。这促使我们思考亚洲国家支持经济增长的方式。各国要采取正确的国内政策，采取对的根本战略，不断与时俱进，就像中国的“十二五”规划，以及其他一些亚洲国家的类似努力。尽管新加坡的处境略有不同，我们也面临自己的挑战，要提高发展方式，转变为“有质量的增长”。
但重要的不仅是国内政策，如何促进亚洲经济体一体化也很重要，这包括贸易、投资和金融市场一体化。我认为亚洲一体化的益处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亚洲一体化能够改善各经济体的效率。当中国不断开放市场，增进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双向流动，其意义不仅在于贸易，也在于国内经济转型。日本加入TPP谈判，并不仅仅为了贸易，真正的重点在于国内经济转型。通过亚洲经济体的互补，我们也能够提高自身经济所能创造的价值。例如，如果新加坡只注重国内经济，就很难提高我们在价值链上的地位。另一方面，亚洲一体化的很多好处是无法完全预见的，我相信，随着各国不断开放、亚洲不断一体化，不仅现有的业务能更自由地增长，还能够激发出新的商业机会。
日报：具体来说，会有哪些新的商业机会？
尚达曼：旧的亚洲供应链主要是制造业、资源或商品供应链。中国是这些供应链的中心。我们会日益看到一条由消费者最终需求驱动的服务业供应链，包括教育、医疗、休闲和娱乐，以及整个创意产业。亚洲的各个产业蕴藏着巨大的创造力。亚洲的中产阶级已经成为推动增长的中坚力量。这类似于西方国家中产阶级的兴起。我们正看到一系列新的产品与服务正处于开发的初始阶段，这将会创造出许多机遇。尽管无法预测，但我们知道这会大大激发创新，而创新通常在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环境中表现得更为活跃。这是我们的主要参照框架，在其中我们试图找到尽可能多的合作机会。
在金融领域，中国当然是关键，因为其贸易、投资和金融交易的权重正变得越来越大。人民币的重要性也将日益加大到与经济相匹配的程度，但不会一蹴而就。随着人民币逐渐国际化，中国要非常谨慎地防范资金流入。但我相信最终人民币流动性会显著增加，资金也会出现双向流动。最初阶段要关注资金流出，但一段时间后，资金流出和流入会更多地表现出对称性。新加坡的态度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节奏由中国自己决定，我们作为关键的人民币离岸市场中心，会努力助中国一臂之力。
日报：新加坡会如何鼓励人民币产品的创新？
尚达曼：东南亚对人民币有着很大需求，当然不只是用人民币到中国去投资，首先这些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已经大幅增加，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和交易货币的需求也相应增加。其次你会发现那些对中国感兴趣的投资者，会热衷于用离岸工具来投资，例如离岸交易所交易基金（ETFs），这对于我们未来如何发挥更大作用是个有趣的例子。但我要强调的是，我们会以中国人民银行能够接受的节奏推出这些产品。
日报：目前在亚洲存在一些互相竞争的区域型贸易协议的谈判，包括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以及中日韩FTA（自由贸易协定）。你认为在这一复杂的局面中，中国应采取怎样的战略？中国是否应该积极尝试加入TPP？
尚达曼：RCEP和TPP对于最终建立一个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区而言是关键部分，这是我们的最终目标。TPP和RCEP的组成国家略有不同，但一旦两者内部都开始自由化，降低关税，削减各种非正规限制，你就会发现，未来如果要进一步推进自由化就会容易得多，之后再将两者结合在一起也会容易得多，因为到那个阶段，各国贸易已经大幅开放。所以我认为这些协议最终会结合起来，形成一个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区。我对中国没有具体建议，我知道中国会非常仔细考虑他们对TPP的选择，但最终方向是明确的，那就是进一步一体化，亚太地区的贸易壁垒会不断降低。
恰如其分的自由化
日报：中国金融改革的次序问题一直都是学术和政策争论的焦点。有人认为，利率市场化、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资本账户开放应该一步步改革，但也有人认为可以同时推进。你对这个问题持何种立场？
尚达曼：我从根本上同意中国人民银行的战略。首先要集中强化国内金融市场系统，确保金融系统的韧性，尤其是银行业。这是战略的第一个重要部分。第二，要关注人民币国际化在刚开始阶段可能会涉及的资本外流，而不是资本流入。这也是关键要点。第三，当涉及资金流入时，或者说是人民币的双向流动，我认为应该首先要聚焦直接投资，还有就是资本市场工具，包括股票和债券，而不是过快地延展至跨境银行借贷。不过，也有推出短期流动性工具的一定余地，例如贸易融资和信用证等。但这并不是一个机械化的次序，不是说要完成一步才能开始第二步，而是以不同速度进行的平行动作。在我看来，中国人民银行目前为止采取的战略是非常恰到好处的。
日报：那么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制度改革呢？
尚达曼：在我看来，利率市场化改革是深思熟虑的金融市场自由化的又一个例子。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在利率改革上的实验要成功得多。这让中国能够改善市场机制，而又不至于导致现有金融机构的不稳定。目前为止，我认为这项改革正在成功推进。同样，在汇率制度改革上，我感到，有时候外界过于强调双边汇率了，人民币兑美元，还有日元兑美元，但最终真正重要的是一篮子货币，以及实际有效汇率。从政策角度来看，新兴市场经济体能够在一段时间后逐渐发现实际有效汇率渐进升值的好处，因为生产力增速会加快，名义有效汇率能够上升却不至于影响竞争力。
日报：尽管国际社会强调人民币渐进升值的好处，但升值损害到了出口部门，国内对升值会存在抵触情绪。当局应当如何说服民众？
尚达曼：在中长期内，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实际有效汇率会逐渐上升。问题是，是通过名义汇率逐渐升值，还是通过国内通胀上升来实现。国内通胀上升无论在政治还是社会角度来看都是不好的，当然也不是决策者的经济目标。我认为，以有指引的方式让名义有效汇率在中期内逐渐上升，会为降低国内通胀留有余地，也能鼓励国内经济结构转型。
有时候这种争论太极端化了，例如有人还在讨论自由浮动汇率，有人则在讨论固定汇率制，但两者都不是有意义的选择，中间区域才是重要的，仍然对汇率变动有一些管理和指引。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实现长期内的实际有效汇率升值，这也是一个有活力的经济体应该经历的过程，通过名义汇率升值而非国内通胀上升来实现。
日报：国际上有观点认为，中国仅仅扩大汇率波动区间是不够的，央行不干预汇率才是最重要的。你认为央行应以怎样的方式对市场施加影响？
尚达曼：如果说有资金流入就该让本币升值，这是过于简单化的观点。无论是经济理论还是实践，几乎没有证据支持这样的观点，即汇率应该完全留给资本流动来决定。我认为，更明智的做法是，通过干预手段来控制汇率升值，同时关注中长期趋势，这样能够在短期内不至于出现太大波动。汇率波动几乎没有经济上的好处。在国际市场上，随着“追逐风险”和“去风险”的情绪波动，国际资本来得快也去得快，所以重要的是，不任由汇率受资本流动影响。
我们需要其他工具，必须是能够在资产市场上进行干预的工具，不让资本流入导致资产泡沫。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先发制人采取措施来防范资本市场泡沫。如今这已经成为货币与财政当局监管工具箱的一部分，未来也有必要继续保留这类旨在防范资产泡沫的宏观审慎工具。然后，要让汇率在中长期内渐进发展。使用宏观审慎工具是为了应对周期性情况，同时让汇率更符合中长期趋势。
日报：你认为2015年前，中国是否能够完成这些改革，从而准备好实现资本账户可兑换？
尚达曼：基本上，这是一个渐进式的行动。有时候，只有当你开始迈出步伐后，才会慢慢知道何时才能到达。因为当你一步步前进时，你会看到风险所在，也会有意料之外的状况出现。对于实现资本账户可兑换的具体时间表，我并没有看法。更重要的是行动方向，而行动方向就是自由化，恰如其分的自由化。首先关注人民币流出，允许人民币流动性在一些离岸中心积累起来，例如新加坡。当获得经验后，我相信我们会很快有进一步创新，允许更多人民币产品进行离岸交易。一段时间后，会出现更多的双向流动。
日报：一些人断言，如果当前立刻开放资本账户，中国会出现资本大幅外逃的现象。长期而言，如何看待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
尚达曼：我认为，最初阶段可能会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但一段时间后，随着中国储蓄和投资率变化，储蓄率可能会由于人口因素而不断降低，国企的储蓄率也会在分红规则实施后而大幅下降。无论是居民还是企业，储蓄率会不断下降。但中国仍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国家，从中等收入逐渐迈向高收入国家，仍需大量投资。因此，中国的储蓄和投资组合在结构上出现盈余的情况可能不会持续很久，从净值来看，中国的净储蓄会逐渐减少，然后转为负储蓄。这意味着中国会需要净资本流入。当然资本流入可以有两类，一类是海外直接投资，另一类是流动性更强的资金。
结构改革是核心
日报：随着日本股市的下跌，有人认为，“安倍经济学”的第一支箭的效果已经结束。你对此持何观点？
尚达曼：在目前阶段，我不会太质疑。总体来说，市场对“安倍经济学”持认可态度，股市下跌是市场的修正，所以我不会对市场反应做过分解读。我认为，安倍政府的政治基础比前几届政府更强，所以这一次是日本果断采取结构性改革的大好机会。我们必须拭目以待，没有人会幻想这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但这是长久以来日本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最好机会。
更广泛来说，我认为发达国家的政策组合过度依赖央行的货币政策，对结构性改革却强调得太少，包括中期财政改革。而这两者之间是存在关系的，因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无论常规还是非常规）买到了时间，但却让政客们有更多时间推迟这些改革。这很容易理解，几乎是人性使然。单靠流动性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认为央行在危机中采取了负责任的行动，但问题不在央行，而在政府。如今的风险平衡已经与危机早期阶段不同，当时我们看到主要央行采取干预措施来避免国际金融系统免于崩溃。然而我们依赖央行越久，问题会越发加深。结构性改革被搁置得越久，未来也会越发艰难，我们面临着潜在增速下降的真实风险也会越大。政府需迫切地采取结构性改革。因此，安倍政府提出“第三支箭”（有关结构性改革）是好事。英国已经采取了显著的结构性改革措施，但从发达国家整体来看，包括美国和欧洲，在真正重要的结构性改革上取得的进展还很少，这值得真正担忧。
日报：极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可能是当下最引人关注的话题，随着美联储提出退出考虑，国际资金开始撤出新兴市场，这会是一场难以管理的波动吗？
尚达曼：显然，美联储的挑战在于“退出”战略和如何管理市场。资本流出会破坏稳定，但这些是次要问题。新兴市场面临的是一个次优世界（second best world），资金时而流入时而流出，令人不安。但只要人们对美国和欧洲有真正的解决方案来提高经济增速抱有信心，我们是能应对这些问题的。但目前这样的信心并不存在，人们并不相信美欧拥有解决方案将经济提高到正常的增速。所以问题并不在于资金流入流出，目前为止我们都能应付自如，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欧美经济能否回归正常水平，但目前对这个问题的强调还不够。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企业投资率那么低？因为人们并没有“动物精神”，没有信心。结构性改革以及中期内的财政改革决心，带给人们的信心要比短期刺激措施更大。并不是说人们要等待很长时间才看到结构性改革的效果，结构性改革有其短期效果，那就是增强信心。人们如今最缺的就是信心。除非企业看到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结构性改革路径，他们是不愿做出长期投资的。因此，要实现真正的速度，我们的政策重心要放得更长远。 （第一财经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