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或许是改革的宿命，也是改革者的宿命。政府预算涉及到政府运行的方方面面，看似小切口，实需大刀力。各种部门利益盘根错节，以财政预算来发力，使政府施政规范化、法治化，并进而影响到政府的施政思维、办事行为，这几乎有一种“意外的惊喜”。这说明什么？说明财政预算改革是综合改革的关键环节，财政预算改革胜，则其他改革可以顺延而下，乃至于顺理成章；财政预算改革败，则其他改革基础不稳，步履维艰、踉踉跄跄。归根结底，钱袋子安，则天下安，钱袋子乱，则天下乱。乱象一滋生，等到钱袋子空荡荡的时候，危机也就可能随时爆发了。这样的社会代价是不值当的，也是极其危险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广州的绩效预算改革看似是一个政府组成部门主导的改革，但其影响的深度、广度都远远超过了部门改革，而直指当前中国改革的一些关键命题：政府从哪里拿钱，怎么拿钱，拿钱做什么，做得怎么样。把这几个涉及到“钱”的问题缕清了，中国当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一些所谓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从国际上财政国家转型的历史经验来看，财政变迁包括财政收支习惯的变迁都有可能导致国家治理制度的改革，并会带来社会、政治的变化。以新加坡为例，2013年新加坡财政预算案提出的主要口号是“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社会”，“实现一个更美好的新加坡”，具体包括“优质增长，为国人提供更优质的生活”，“维护社会的流动性和社会平等”等。这可以看出，今日的新加坡已经通过财政预算来调整社会结构，保证社会大体公平，从而实现一个生机勃勃的韧性稳定型社会。
但是，新加坡“高效、规范、透明和可持续”的公共财政预算管理模式并不是一日造就的，而是经历了约30年的改革历程。1978年以前，新加坡实行传统的线性预算，财政部门严格控制支出，一方面虽然保证了政府对财政支出的可控性，但另一方面扼杀了部门的积极性。1978年以后，新加坡开启了四个阶段的预算改革，第一步是项目预算，第二步是整体拨款预算，第三步是面向结果的预算，第四步是深化绩效预算管理。这其中影响最深远的就是绩效预算改革，这一改革实际上是穿插在30年的财政预算改革过程中的，直到目前进入到较为成熟的局面。对于广州来说，一开始就是奔着绩效预算改革而去的，思路是清晰的，但是改革从无到有，才刚刚过去不到10年，存在问题是正常的。从来没有任何一项改革从一出生就风华正茂、毫无缺点。要害不是改革有没有缺点，而是改革有没有必要性。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州具备实施财政预算特别是绩效预算改革的思想优势、经济优势等等。广州的一些行政部门在绩效预算改革开始后从不适应到主动适应，从被动公开到主动公开，这都说明广州搞预算改革的空间是有的，这项改革是能够深入下去的。然而，一项改革能不能深入下去，能不能长期持续，还要看更高层面的领导层特别是主要领导是否理解此项改革，有没有决心支持，顶层设计能不能给予更多的“松绑”，能不能鼓励先行先试，特别是对于搞改革的干部应给予更多的宽容、更多的肯定，在干部任用时也要有更多的鼓励。如果搞改革吃力不讨好，搞改革命运多舛，又有多少人会来热忱推动改革呢？因此，“让改革者上位，让不改革者失位”的政绩评价体系仍然需要坚持和落实。不仅如此，媒体也好，社会也罢，应当对改革中出现的些许问题报以善意的态度，不能“枪打出头鸟”，更不能“谁搞改革就搞谁”，若把体制内的改革者都给吓跑了，都抱着“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混迹官场观”，改革又如何继续？
更须注意的是，预算改革是一项长期工程，新加坡尚且改了30年，我们又岂能在10年后就轻易搁浅呢？广州市财政局派员培训，说明他们还是想继续推动这一改革的，还是想继续通过预算改革为广州市、广东省乃至全国的改革探水试路的，这种姿态值得肯定。如果一项改革人走政息，就可能变成“半拉子工程”，殊为可惜。新加坡的改革经验告诉我们，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深入改革，改革才可能形成“势道”，这是难的，也是对新的改革主导者的考验。但是，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应当争当改革的先锋，推动广州政府运行效率的提升，推动广州建设一个更好的公共服务型政府，促成一个更合理的社会结构，真正能够形成“与新加坡叫板”的软环境。
以绩效预算改革为突破口的财政改革，百尺竿头，须更进一步。这必然会成为“让广州更美好”的重大“本钱”。(南方日报，作者周虎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