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学者反对在中国推行宪政，他们认为，宪政以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为基础，旨在使保障资产阶级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社会主义中国要拒绝宪政。自由主义学者的立场则相反，他们认定社会主义制度只能导致“极权”、“专制”，而唯有实行“宪政”，才有民主和自由；为了实行自由、民主的宪政，只能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宪法和社会主义制度。
两种理论尖锐对立，但在这一点上却取得了难得的共识：宪政只属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无法兼容。
上述两种主要的观点之外，有少数学者提出了“社会主义宪政”的主张。绝大多数主张“社会主义宪政”的学者，其实认同的还是自由主义思潮，只不过要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最终达到“资本主义宪政”的目的。另外还有少数主张“社会主义宪政”的学者，他们认为，我们的宪政是社会主义宪政，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当家做主的宪政，与西方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毫不相干。
可见，单单主张“宪政”的学者中，就呈现出右、中、左三种不同的倾向。所有这些宪政论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陷阱”：由于“资本主义宪政”一时难以被全党全民接受，于是各类“社会主义宪政”理论纷纷出现。
这种复杂而精妙的理论“陷阱”，不仅仅出现在“宪政”问题上。例如，苏联解体后，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的大戏在俄罗斯隆重登台，但是在瓦解苏联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叶利钦等人，却是一开始以民主社会主义者的面目在苏共内部活动的。假如当年戈尔巴乔夫们直接以新自由主义者的面目出现，他们很难获得那样大的权力。
这一切恐怕不仅仅是自发形成的。站在美国实施信息舆论心理战的角度看，为了渗透并颠覆社会主义国家，仅仅依靠那些极右翼的文人或“脱党分子”等共产主义叛徒，宣传赤裸裸的资本主义，恐怕会适得其反。于是，“社会主义宪政”、“民主社会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渗透路径就被开发出来了。
早在冷战初期，美国情报机构就逐渐认识到，“民主的社会主义是抵御极权主义的最有效的堡垒”，这类人比那些共产党叛徒们更有用。美国政府智囊如亚瑟·施莱辛格、艾赛亚·柏林、乔治·凯南等人都持类似观点。重用此类人物的战略成为了“中央情报局反共政治行动的理论基础”。按照此类战略，“社会主义宪政”不正是颠覆“人民民主专政”最有效的武器吗？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为了有效地服务于美国资本的全球化，美国情报机构以民间组织的名义开始大规模对外输出其特定的意识形态，即实现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法学的全球化。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从1987年开始、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全球性比较宪政研究，其主要意图就是推动全球范围的宪政化进程。
当时苏联的一些著名法学家兼戈尔巴乔夫智囊积极参与了这个进程，其中有韦尼阿明·叶夫格尼耶维奇·奇尔金、弗拉基米尔·恩廷、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托波尔宁，等等。上述苏联法学家在推动苏联解体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年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就是以宪政理论为武器，废除苏联宪法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取消了苏共的执政地位，并最终瓦解了苏联。强大的苏联曾经一度在军事上压倒美国，然而从80年代开始，却在“民主社会主义”与“宪政”这两大信息心理战武器的攻击下土崩瓦解。中国的宪政思潮，也是在美国情报机构扶植的各种基金会的资助下产生并发展壮大的(例如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当代世界比较宪政史研究”)。这不能不让人警醒。
(作者马钟成为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人民日报海外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