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一九九零年代，新加坡参与苏州工业园计划，这不仅有经济考虑，更是建立“新加坡模式”海外声誉、增强软实力的重要举措。如今新国总理李显龙再度访华，不免令人联想：他最近在民众大会强调“处于转捩点”的“新加坡模式”，对当今中国又有何启迪？跳出独尊经济的思想囚牢，目下如火如荼的新加坡“全国对话”(Our Singapore Conversation, OSC)也许是一个很好的思考切入点。
“全国对话”始于去年的民众大会，其设立原因与社会问政意识渐起，民众对国家发展方向乃至具体政策产生更多主张与批评，卒使令执政人民行动党支持度持续下降有很大关系。一年间，“全国对话”在新加坡七十五个地点完成六百多场；参与人数近五万，民间组织亦达四十余个。此外，问卷调查接触了四千人，facebook专页亦见留言四千余个。
过去，新加坡强调的“任人唯贤”制度、“实用主义”与“诚信”(Meritocracy, Pragmatism, Honesty, MPH)被视为该国成功三大支柱。及至现在，质疑“任人唯贤”、“实用主义”是否足以推动国家前行，而反思如何更新发展哲学的声音却越来越多。
早前，叶鹏飞在《联合早报》时评《虽有粟而不得食》指社会的质疑，已令“政府要员接连出来为之辩护”。例如，今年七月，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表示，担心“任人唯贤”制度分化国人，带来社会的不平等。
叶氏解释，新加坡社会流动减弱，贫富断层凝固。事实上，极其富庶的新国，贫富悬殊严重。去年，前国家工资理事会主席林崇椰提出“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主张“低薪者加薪三年，高薪者冻薪”，改善基层人士处境。因此在这个背景下的“任人唯贤”制度，易于产生两个加剧阶级对立、制造不稳的问题：一，精英只顾保持既有地位，或者继续往上爬，而忽略弱势社群，令社会陷入政治冷漠、草根阶层在政制中失语；二，精英的政治权力、社会地位与财富优势，让下一代维持精英身份，最终导致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加剧了基层对“赢家全拿”(winner takes all)的忧虑。叶氏认为解决之道在于重新定义“精英”提拔条件，要求“精英”不只着重实利，要更讲道德使命。
狮城学者陈思贤(Kenneth Paul Tan)受《海峡时报》访问，不单对“任人唯贤”制度有类似批判，也批评了国家的核心价值“实用主义”。他指“实用主义”的弊端在于少问目的，只重手段、利益，缺乏理想与价值取向。导致崇尚技能，但不想或不懂进行道德、哲学与美学等人文思考的文化风气。今年《南风窗》四月的文章《实用主义在新加坡的成就与迷失》亦有相近评价：“除‘经济增长’、‘稳定’和‘秩序’外，政府无法告诉人民所要建设的是什么样的国家以及国家向何处去的问题，也不去张扬个人自由和鼓励个人的充分自我实现和发展。”
从最近公布的“全国对话”结果来看，上述“实用主义”治国观已慢慢与社会脱节，因为民众越趋重视“价值”与“意义”，而非只有功利思维。例如，在所有年龄组别里，认为优闲生活比升职重要者，比持相反意见者竟多出三成。认为保留文化历史空间重于建设硬件者，亦明显为多。这种思想变化，有助解释今年初民众反对人口白皮书时，对“GDP增长至上论”所表现的反感。
另一方面，民众对“自由”的向往亦不能忽视。当被要求在“限制表达自由以维持社会和谐”与“即使会增加社会张力，也不能限制表达自由”之间二择其一时，尽管选择前者的人略多（四成），但只比选后者的多出百分之三，且有两成受访者没有表态。
对于香港人称羡的社福部分，如公屋政策，新加坡人却有不同感受。“全国对话”调查显示，较低收入人士（新币少于一千至四千九百九十九）首要关注为住屋问题，而高收入者（新币五千至多于一万）则最为关心医疗开支。
在社会问政意识日渐高涨的情况下，“全国对话”会是改善国家—社会关系、执政党挽回支持的一个成功案例吗？这视乎衡量指标为何。
若从政府广开言路的效果看，“全国对话”的存在，其实只如一些新加坡民众早前观察那样：“每当政府开一道门，就会把另一道门关上。”今年五月，政府就以确保民众阅读“正确资讯”的理由，匆匆推出加强互联网内容管制的新条例，不但惹来民间反响，也引起google、yahoo甚至美国政府的关注。新加坡今年在无国界记者的全球新闻自由排名亦比去年急跌十四名，降至历史新低，在一百七十九个国家之中位列一百四十九。事实上，为求达成“共识”，“全国对话”工作委员会并未邀请一些经常批评政府的人。
但也许如陈思贤在其文章”Nuturing the habit to speak up and listen will be a mark of OSC’s success”所说那样，“全国对话”的最大价值不在于成果，而在于能够鼓励沉默多数勇于表达意见、政府认真聆听、深入思考、建立公共议政文化与社会资本的过程。对于群众事件与日俱增的中国大陆来说，新加坡“全国对话”的模式与影响，会是一个很值得参考的案例。邝健铭（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硕士，东南亚观察社创办人，香港智明研究所新加坡研究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