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程度上，这个问题直指后者近20年商海沉浮的核心，而他的回答或也出于潜藏已久的渴望。
陈九霖，现在的投资人、原来的央企一把手，在陷入牢狱之灾后再度进入央企，最终又选择离开。
从体制内到体制外，陈九霖曾一心向往在体制内塑造“第四桶油”，如今的他，希望凭借曾有的体制内工作经历，得到社会认可，“做事情顺利一点”。
释怀
“我是没有资格去讲，我是如何搞垮中国航油的，因为我没有资格去讲，为什么呢？因为中国航油事件我不是肇事者。”3年前，陈九霖在自己的母校北京大学作演讲的时候，曾对于外界将其比作“尼克·李森”作出彻底的否定，后者因对金融衍生品投机失败，使得巴林银行倒闭，并著述《我是如何搞垮巴林银行的》。
彼时的陈九霖刚履新葛洲坝国际公司副总经理不久，已经从2003年的“中航油事件”的阴影中走出，他说自己更“愿意讲些阳光的内容”。
因为“沉重的事越讲越沉重”。
在普华永道的最终报告中，“中航油事件”是这样的：从2003年3月28日开始，中国航油（新加坡）公司（下称“中航油新加坡”）从事投机期权交易，到2003年第四季度期权交易出现亏损。面对迅速上涨的航油价格，为了避免亏损并控制局面，中航油于2004年1月26日进行了挪盘交易，当年6月和9月又再度挪盘。
普华永道认为，忽视卖方期权的风险并在关键时期做出错误挪盘决策，是导致中航油最终巨额亏损5.5亿美元的最直接原因。
而时任中航油新加坡总裁的陈九霖则在2006年3月被新加坡地方法院判处四年零三个月监禁并被判罚33.5万新加坡元，是这一事件中唯一遭遇牢狱之灾的人员。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石油期货交易而损失数十亿的不止中国航油一家央企，国航、东航、深南电等多家国企均入投行圈套，而只有陈九霖作为央企海外公司的负责人受到了新加坡方面的责罚。
2006年3月9日，陈九霖获刑前，国务院国资委向新加坡初级法院递送了《关于恳请从轻处罚陈久霖先生的函》。信中称：“陈久霖先生触及新加坡法律行为的动机是善意救助、尽可能维护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价值，未有个人私利。”
2011年12月6日，中国航油在新加坡举办上市十周年庆祝宴会，陈九霖不仅未获邀出席，他的姓名也未出现在这一场合。
在1997年陈九霖接任总裁之时，这家央企海外休眠公司的净资产只有17.6万美元。在陈九霖接手后，净资产增长852倍，原始投资增值了5022倍。
出狱后，陈九霖在多家企业中，选择了葛洲坝集团下的二级子公司葛洲坝国际，分管人事和海外投资。
如今的陈九霖似已释怀。但“体制内的事情”，陈九霖始终不愿多谈。
2012年，他离开葛洲坝国际，踏上了一条与“体制内”越发遥远的道路。
挣扎
离开葛洲坝国际，或许和陈九霖始终未曾放弃的“石油梦”有关。
他曾因中国石油完成收购新加坡石油公司（SPC）而耿耿于怀，后者是新加坡淡马锡关联上市公司，陈九霖几度奋力争取却最终落入他人之手。
他曾想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合作，在鄂尔多斯成立一只200亿人民币的基金，100亿主投航空，100亿主投石油。三方协议都已商定，后政府却无力投资。
他也在不同媒体上发表文章，阐述“中国企业不该对石油金融市场望而却步”、“中国需要建立完善的石油金融体系”、“如何扩大我国石油话语权”。
他以自己的博士论文出书，详述《石油衍生品合约监管法律问题研究》。
他热衷于微博，自嘲是“90后”，一为名字的谐音，二为乐观向上的心态。
如今作为投资人的陈九霖，活跃在各种企业家平台，往返于各大高校、论坛，讲资本运作， “被迫跟自己不喜欢的人打交道。”陈九霖的多年好友Jeff认为，国内的环境“规矩太多”，始终不适合他。
“他这种性格在国外很好，国内的这些人情世故、潜规则的把控，(他)这两年学习了很多，但是他的性格是不可能为主流所容纳的。恰好他在国外避开了，他的建功立业、他最大的人脉，是西方化的。”Jeff曾对媒体表示。
“我对中央企业是有情结的。”陈九霖始终渴望体制带给他的认可感。
曾有人评述，如果参照大多数体制内人士的上升路径，在国企中按部就班地工作，而非远赴新加坡“拓荒”，如今陈九霖的待遇级别不难想见。
他向往体制内，又囿于体制的限制，他从体制内获得了一切，也曾失去过一切。
而在当下，他的“石油梦”，似乎已经无法在体制内实现，而他的新事业已不需要体制的支持。
“如果直接从新加坡过来搞这个平台，那是以囚犯的身份，现在是以一个央企领导（的身份）建立一个平台，尤其中国的环境，需要这么一个过渡。需要社会认可，做事情才顺利一点。”他坦陈，如今的他，或许已不再需要体制内的护佑。（第一财经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