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4月20日，通过一条64K的国际专线，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
那一年，英国的计算机接入互联网已有21年；绝大多数中国人还只能从《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报道中了解刚刚动工的三峡工程和南非新当选的黑人总统；超市进入中国，带来一种全新的购物体验；阿里巴巴帝国的缔造者马云正在浙江经营一家翻译社，勉强收支平衡。
被称为“中国ＩＴ第一记者”的刘韧在上世纪90年代接触互联网时，网上内容少，用户也少。他回忆“触网”时的兴奋：“当时能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哪怕是垃圾邮件，也高兴得不得了。”
以“追随者”姿态进入网络时代的中国，今天已是互联网巨浪中的弄潮儿。6亿中国网民和腾讯、百度等中国网络公司正在重划世界互联网版图。
中国对互联网有自己独特的发展和管理逻辑。20年来，中国互联网没有像西方一些人预测的那样给自己和世界带来灾难，相反，中国特色的创新为互联网的发展带来新的可能。
中国创造的4G网络标准已经成为国际标准之一；全球最大的15个社交网络中，6个来自中国，其中包括刚刚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新浪微博和不到3岁就拥有4亿多用户的微信。
几年前人们会说，腾讯是模仿ICQ，而新浪微博是“山寨”推特。但从克隆到改造、超越，现在微博用户比推特更活跃。出轨艺人的一封道歉信在微博上被转发几百万次，比推特上奥巴马宣布自己连任的消息转发还多。
阿里巴巴用自创的独特到款方式清除了中国人网购的最大障碍——信任缺失，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不见面也能做生意”。2013年，中国人在网购上花了近1．9万亿元，接近当年马来西亚的GＤＰ总量。
“今天的中国拥有信任，每天2400万笔淘宝的交易，意味着中国又有2400万个信任在流转着。”马云在阿里巴巴的即时通讯工具“来往”上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互联网是上天赐予中国的机会。马云预测，未来二十年，中国会因为互联网更开放透明，更会分享，也更有全球担当力。
“网”——朦胧派诗人北岛在写下这首一字诗时，不会想到在多年后，这个字将如何搅动中国人的情感、撕扯他们长久以来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
半年前，武汉“的哥”老刘厚着脸皮跟儿子学习如何下载和使用“嘀嘀打车”。已超过1亿人使用的这款打车软件帮老刘每天增收50多元。老刘不再数落儿子只知道上网玩游戏，原以为与互联网“绝缘”的他开始“自投罗网”。
2014年，上线不到一年的余额宝规模已超过5000亿元，但和中国100多万亿元的人民币存款余额相比，互联网金融在中国还只是方兴未艾。这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除了商业，政府始终是中国互联网迅猛发展的另一个主要动力。上世纪90年代末的“信息高速公路”工程让青藏高原这样偏远地区的政府也实现了办公网络化。
互联网拓展了中国人对政治和社会问题展开讨论的公共领域，也加强了民众间的联系与集体行动。孙志刚、邓玉娇、聂树斌、周正龙、周久耕、刘铁男、王林、李天一、宋林……每个名字后面都是互联网参与的公共事件，每一起事件都推动了对社会的启蒙与观念的改造。
中国政府对互联网始终采取“宽严相济”的立场——在积极利用、科学发展的同时，也强调依法管理、确保网络与信息安全。2014年，“秦火火”在“网络大谣”第一案中被判三年；“扫黄打非·净网2014”专项行动启动。
2014年，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宣告成立，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挂帅，强调发挥集中统一领导作用，努力建设网络强国。媒体评论：“中国互联网上的国家意识觉醒。”
诞生于美国的互联网也在塑造着中国与这个世界第一强国的关系。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预测，网络安全问题“将成为中美摩擦的一个主要源头”。2012年，借几条中文微博，美国驻华大使馆抛出了ＰＭ2．5的议题，雾霾不再只是环境问题。
如今，中国人可以在网上订餐、理财、缴费，不再受排队之苦，可以主动点播电视剧，在家里就听到哈佛大学的公开课……但也有人说，互联网“异化”了中国人，他们平均每天上网近4小时，被网络“奴役”。
少林寺方丈释永信给“低头族”们过劳的身体和心灵开出药方——禅修和功夫。不少苹果、谷歌的高级工程师都在学习少林功夫和禅修，思考自身存在的问题。
“内心的愉悦是外界替代不了的，要靠自己解决，要向自己要智慧。”虽然释永信早在1996年就将自己拍摄的照片上传到少林寺网站，但他始终警醒，不让网络占去自己太多时间。（新华社参与采写记者：桂涛、黄燕、桂娟、刘金辉、郭宇靖、曹槟、张遥、王若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