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是非常便捷的文学传播工具，也是我写作时查找信息的工具。而我所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如此众多的信息铺天盖地，完全把我给淹没了。”作家徐则臣1日下午在腾讯书院文学奖颁奖典礼上说。
获得年度新锐作家奖的徐则臣说，“那么多的信息对我来说完全是一种灾难”，如果信息很少，反而能够结构出因果链，信息一多，就无法充分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海量的信息带给36岁的徐则臣“无力感”，但他“仍然要把无力感和面对信息时复杂的东西真实地带给作品”。
“这样一个复杂的时代，有没有可能出现另外一种状况，就是我们解释不了的那些东西，不能纳入逻辑链条里的东西，偶然性的、旁逸斜出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否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人心、跟我们的时代完全没有关系？我觉得很可能有关系。”他尝试将无法判断的东西放进作品，真正体现复杂性。
所以，他的本年度获奖作品《耶路撒冷》便是这样一部跟过去“不太一样”的作品，“表现了这一代人面临现实的纠结复杂的心态”。
同为70后的作家梁鸿认为，50后、60后、70后代际的作家特点分明，她曾认为70后没有大的历史背景，“所留下的只是一种缓缓倒塌的历史的废墟”，当她读到《耶路撒冷》，发现“文学的内部空间是无限广的”。
这本书使她联想到《2666》，“蛛网式的结构自我延伸，连接一个一个节点，节点又连接节点，不断扩大，每个人的记忆都是一个方向，不断延伸出新的方向”。
她将此称为“小叙事的史诗”，“在内心的风暴里写出一个史诗性的小说”。
“历史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大的叙事，它一定跟自我之间发生粘合。”她说。
在获得年度小说家奖的作家苏童眼中，60后和50后作家并未占据了大时代留下的宝贵资源。他认为，人们习惯将时代分为大时代和小时代，但事实上，真正造就作者写作质地的是作家成长中的小气候、小事件。
苏童认为，一个人跟时代之间存在一个很微妙的磁场，“你得善待它，你得利用它”。
获得年度散文家奖的作家阿来将写作看作是对历史的反抗。他说，当历史不够理想、不够美好的时候，每个人都命中注定会有文化觉醒，发现历史把自己塑造得如此糟糕，所以需要用写作来质疑历史。
诗人翟永明获得年度诗人奖。在当下的时代，她感到一些“绝望”。她在书店看到“铺天盖地的书”，在互联网极易接触到“那么多”世界文学，这些都成为她创作的压力。“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要为文学提供什么新鲜的东西真的非常困难。”她说。
80年代之后诗歌一直处于边缘状态，但她习惯于这样的状态，因为“在一种比较寂寞的状态里能看清自己写作的方向”。而另一方面，诗歌虽然小众，却始终有很多人喜欢读诗。“他们就是我的知音，可以跟比较少数的知音能够有交流就够了，我并不需要有特别特别多的读者。”
获得年度批评家的陈晓明从文学史的角度分析，认为50年代的作家取得今天的成就，在80年代面临一种张力，文学走向西方的现代化，而莫言、贾平凹等50后的作家在整个90年代推动了中国文学回到乡土，但苏童、格非等先锋派作家转化成个人写作，这一变化一直持续到21世纪。
他认为，中国的文学向乡土、向中国历史叙事、向个人经验的转变走得非常快，同时达到高峰，但中国文学一直没有完成与世界当代文学经验的连接。
“文学史上最后的胜利，是真正把中国文学经验和西方文学经验交融在一起，产生一种新的质变。”陈晓明说。
他对70后最为看好，认为中国文学的巨大裂变将从这一代产生。（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