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岁的韩国人KimMyoungSik于5月26日经中国香港入境到惠州的一次普通的商务旅行，在中国南方掀起了惊涛骇浪。
5月29日，K某被判定为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确诊病例。这个于2012年在沙特阿拉伯被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首次敲开中国大门。
沿着K某进入中国的行动轨迹以及接触人群，中国医疗机构正在建立一道严密的防护网。惠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官方微博称，截至5月30日晚10点，惠州追踪的密切接触者已增至61人，均未发现异常情况。目前K某正在广东惠州市定点医疗机构接受隔离。
“患者病程处于进展阶段，不能确定预后如何。病程大概在20天到一个月。”在惠州参与防控工作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冯子健表示。
危险的“K某”
K某是韩国京畿道乌山市人，是一名质量控制工程师。
据新华社报道，K某是韩国第三例MERS确诊患者（5月20日确诊）之子、第四例患者的弟弟，5月16日前往医院看望父亲，在父亲与首例患者同住的病房停留了4个小时。
19日，K某出现发热等不适症状，分别于5月22日、25日前往医院急诊室接受治疗。医生曾建议他取消前往中国出差的计划，但他没有听从。
这位曾密切接触MERS患者，并出现发烧症状者，是怎样脱离韩方监控来华的呢？
韩国保健福祉部发言人在5月28日的通报中称，在初期流行病学调查中，K某并未说明其在5月16日探望过后来被证实患有MERS的父亲。他在5月19日开始发烧后和22日在某医院急诊室接受治疗时，并未向医生说明自己曾密切接触过确诊患者，并且是确诊患者的家属。
5月25日K某第二次接受治疗时仍然否认其父亲为确诊患者，而且也未听从医生劝其取消出差计划的建议。
与此同时，当事医生5月25日了解到该男子有MERS密切接触史后也未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一直拖延到该男子出国后的27日才向其所在地区保健部门报告。这些消极应对的做法，使得K某摆脱了韩国医疗和防疫部门的监管。
当K某在广东惠州被隔离治疗后，韩国媒体纷纷指责他的这种做法极不负责任。
韩国《朝鲜日报》评论称，MERS传入中国是由于防疫当局的疏忽和无能造成的。感染者无视隔离劝告进入中国所体现的责任感缺失也是原因之一。2003年SARS发生三次感染后，仅2个月就传播至全世界，如果出现三次感染，将可能发展为“韩国版中东SARS”，将导致赴韩外国游客骤减，外界对韩国的信任度也将受到打击。
5月31日，韩国卫生部长文亨杓举行新闻发布会，称韩国政府没有对首例MERS患者进行妥善处理，并向国民致歉。他还对MERS患者离境赴华之后中国政府迅速采取适当措施深表感谢。
曾被称为“类SARS病毒”的MERS现身中国，再次考验在SARS后的中国预防体系。
国家卫计委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对于这种较为严重的传染性疾病，早在2012年10月，原卫生部就开始了对这种疾病的监控，检测试剂也已经具备。“广东省把样本送国家疾控中心复核的路上，其实已经确定病例属于MERS患者。”
当时，沙特出现疫情之后，原卫生部就开始了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工作，组织专家完善相关预案，制订相关防控工作方案。同时，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对全国32个省级疾控机构、130余个口岸城市疾控机构，以及有关出入境检验检疫技术机构的人员进行了新型冠状病毒实验室检测技术培训。
“MERS检测试剂目前覆盖到省级疾控中心，基层医疗机构可以把样本送到省级疾控进行检测。”冯子健表示。
尽管对于MERS，中国具备了检测能力，且防范也早已开始，但由于此前监测重点是从中东来往的人士，因此这次由韩国入境的K某还是让各方措手不及。
MERS病死率为何超SARS？
全世界目前报道的MERS总病例数已达上千例，病死率接近40%，几乎是SRAS的3倍。对此，北京地坛医院感染中心副主任王凌航说，很多病例出现在一些医疗水平并不发达的地区，目前统计出来的病死率不能反映经过综合救治之后的病死率水平。在SARS早期的时候，病死率也是比较高，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认识和规范治疗，病死率相应下降。
王凌航表示，虽然MERS病毒毒性较强，但其传染性较弱，传播效率低于SARS。MERS已出现了3年，但仍呈现散发的特点，并未引起大面积集中暴发的情况。
王凌航介绍，中国在SARS后，对于H1N1、埃博拉等输入性病例的防治上，从源头堵住传染病防控是没有问题的。其实传染病有三个要素，传染源头、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只要做到了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那么传染病是可防可控的。
王凌航表示，在治疗上，对于新型病毒，确实没有特效的药物。但是如果早期发现病例并且介入干预，病死率还是可以下降。
（本文来源：《第一财经日报》、《新京报》、果壳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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