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是世界地图上的一个“小红点”，却又是一个不能轻易忽视的存在。
这个东南亚岛国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最先发起参与的跨太平洋(7.000, 0.00, 0.00%)伙伴关系协定（TPP）如今是备受瞩目的贸易协定，新加坡模式被世界，尤其是中国反复讨论和研究。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说，新加坡是个对世界有很大影响力的“小红点”。
9月初在杭州接受《财经》记者独家专访时，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刚下飞机。他一路风尘仆仆，却看不出倦意。从美国的亚洲政策到东盟的团结，从自由贸易到中国与新加坡的关系，甚至谈到了接班人问题。
新加坡从不掩饰对于美国重返亚洲的欢迎。事实上，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的制定也与新加坡有关。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去世后，奥巴马在一份声明中说，李光耀在帮助他制定亚太再平衡政策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这一政策在一些人看来正是中美在亚洲紧张关系的源头。李显龙认为，美国在亚洲有很多利益、投资和盟友，对亚洲的关注可以理解。
一个月前，李显龙访问了美国。正在进行的总统选举使TPP通过的希望日渐黯淡，但他在多个场合呼吁美国批准TPP，强调它在美国亚太政策中的作用。
另一方面，以自由贸易港立国的新加坡对自由贸易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李显龙说：“我们相信我们需要迈向自由贸易，否则我们将失去很多合作的机会，各国之间的关系也会变得更加困难。”
奉行实用主义的新加坡在大国之间寻求外交平衡。面对美国重返亚洲后中美之间的竞争，李显龙说：“亚洲国家，当然包括新加坡，也有其他很多国家，既是中国的好朋友，也是美国的好朋友。我们希望成为两者的好朋友。”
64岁的李显龙自2004年开始担任新加坡总理。在今年的国庆群众大会演讲中，李显龙谈及接班人问题，他说新的领导人需要在下次大选，也就是2020年后不久接班。自建国以来，新加坡三位领导人都实现了平稳交接和确定性的重要特点，并且让接班人在正式上任前有长时间的准备，但现阶段新加坡尚未有明显的接班人选出现。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在2011年大选中受到来自反对党的严峻挑战，虽然在去年的选举中收复失地但并不敢懈怠。
“这需要时间，但我拥有一个由年轻部长们组成的优秀班子，我相当确信在他们之中，一位领导人会脱颖而出。”李显龙说。
如果亚洲不稳定，将意味着更多麻烦
《财经》：亚洲的地区形势日益被视为影响全球稳定的潜在危机触发点，在中国看来这是由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导致。新加坡表示欢迎美国的回归，奥巴马总统说你的父亲在帮助他制定亚太再平衡政策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你如何看待你父亲对美国的建议？
李显龙：我不确定奥巴马说了什么，或者我的父亲对他们说了什么，但我想奥巴马总统一定有自己的理由。从美国的角度看，“二战”后亚洲对美国一直都很重要，到现在已经过去70多年了。美国对亚洲的繁荣、稳定和安全做出巨大的贡献。他们在这一地区有投资、有朋友、有利益，所以我认为他们想要更多关注亚洲是可以理解的，亚洲国家也可以理解。奥巴马总统和习主席都说过，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
《财经》：你也曾公开提出过美国从未离开过亚洲。2012年你在中央党校发表演讲时说中国不应当将美国视为正在衰落的大国，而是一个能够创新和重振旗鼓的国家。这是否在暗示，中国对美国在当今世界地位的判断有误？
李显龙：我认为中国对美国有非常好的认识，你们有非常能干的外交官。两国领导人定期会晤，能够很好地把握两国关系的脉搏。我只是提出我们的观点。在中国繁荣发展的同时，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在世界扮演重要角色。
《财经》：你是否认为美国和中国在竞争对东盟的影响力，东盟在其中又该如何定位？
李显龙：对影响力的竞争常在，但也有合作的机会。亚洲国家，当然包括新加坡，也有其他很多国家，既是中国的好朋友，也是美国的好朋友。我们希望成为两者的好朋友。
如果中美之间能够很好地合作那当然最好。我们很高兴看到习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定期会面并从战略层面讨论问题。双方有很多合作的领域，比如气候变化。两个国家刚刚宣布将批准巴黎协定，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对世界来说也是好事。但中美之间也存在问题，如南海问题。我们希望这些问题能够得到很好的处理，不会影响整体关系。
《财经》：由于东盟成员国利益和关注点不同，在越来越多的东盟会议上内部共识难以达成。新加坡一向倡导东盟应团结，你对此是否感到忧虑？
李显龙：这要看具体问题。在有些问题上成员国的利益是一致的，我们可以合作。在另一些问题上利益或许不那么一致。不同成员有不同看法，我们需要求同存异，或者进行妥协，就东盟各国共识的基础要素达成一致。
东盟由十个主权国家组成，不存在一种机制可以让我们说想要这样做，所有国家就必须服从。但我认为东盟应当尽可能凝聚在一起，发挥作用，成为能与中国、日本、美国或欧盟合作的重要伙伴，同时对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的区域架构做出贡献。
如果东盟分裂，东南亚将成为各种力量相互竞争、角力、内斗的地方，这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对所有东盟国家都不利。这对其他大国也没有好处，因为一个不稳定的亚洲意味着更多麻烦，合作的能力也将受到影响。
《财经》：对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很多东盟国家来说，与中国的关系建立在密切的经济关系上。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这将如何影响与东盟各国的关系？
李显龙：中国经济不再像以前那样高速增长，但有很多转型机会。我刚刚访问了重庆，那里3000万人口，经济一年可以增长10%。还有很多地区仍在迅速发展，所以仍然会有很多合作机会。
我们当然希望中国能够实现经济转型和结构性调整，中国正致力于此。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需要时间。但如果成功实现，中国将在今后很多年继续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这意味着中国在未来10年或20年仍然可以保持百分之五、六的增速，这将带来很大的不同。
《财经》：全球经济增速放慢对于新加坡和这一地区又有何影响？
李显龙：我们和全球经济一起繁荣发展。如果它放缓，对我们会有负面影响。这意味着我们要在国内更加努力以实现增长。对地区来说，要互相合作使亚洲向前发展。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区域合作如此重要，重组和升级也是。
现在还很难预测TPP结果
《财经》：你在访美时力推TPP早日批准生效。但我们也知道，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靠反对TPP获得了很多支持，希拉里·克林顿也越来越不愿支持TPP。你如何看待TPP的前景？
李显龙：TPP谈判已经完成，协议也已经签署，现在需要批准。这是所有参与者都需要完成的进程，在一些国家要比其他国家更加困难。其他TPP成员也需要批准这项协议，但最重要也是大家都在关注的，是美国接下来怎么做。
现在还很难预测事情的走向。在美国大选阶段，谈论或者支持自由贸易鲜受欢迎。我们希望在大选结束后还会有机会。要么是在1月之前国会“跛脚鸭”期间，或者是1月新总统上任后（批准TPP）。新总统面对这个问题需要作出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决定，会冷静看待。
TPP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倡议，因为它是亚太地区实现自由贸易的路径之一。虽然没有包括所有亚太国家，但已经包括了很大一部分。我们希望未来还会扩展到其他国家。中国现在还不是TPP的成员。但如果TPP尘埃落定，能够得到批准，我相信中国会持续关注，也有加入的机会。韩国现在也不是TPP的成员，但它已经明确表示出兴趣，将在下一阶段加入。
我们在亚太地区还有其他一些贸易倡议，例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我们相信需要迈向自由贸易，否则将失去很多合作的机会，各国之间的关系也会变得更加困难。
《财经》：显然你对TPP抱有积极态度和较为乐观的等待。区别于TPP， 你怎么看待RCEP对区域贸易的推动作用？
李显龙：这是中国、日本、韩国、东盟、印度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正在谈判的贸易协定。这个协定非常富有雄心，因为其成员非常多元，对待贸易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所以我们还不确定协议能走到哪一步，最终会多有雄心。但我们认为方向是对的，因为在亚洲经济体中，贸易额显著增长。我们相互在进行贸易，也和中国有贸易往来。
中国是很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因此我们可以结成一个相当重要、有意义的自由贸易协定，它覆盖所有这些群体。它将帮助实现亚洲区域内的合作，并为所有国家注入信心，即我们能够在一个公平环境里竞争，很好地展开合作。
看待世界我们尊重各自的观点
《财经》：你如何评估新加坡和中国的关系现状？你刚刚访问过重庆，你认为中新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在多大程度上能帮助深化两国关系？
李显龙：这是一段广泛而充实的关系，新加坡和中国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朋友。我们在很多领域都有合作，经济、贸易、教育、文化和政治议题等，在东盟问题上也有合作。
中新关系最新的倡议是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项目，我在重庆与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市长黄奇帆都进行了交谈。这是一个重要的合作项目，它与“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契合，所以利益也是契合的。它将加强新加坡和重庆，实际上也是新加坡与中国之间的经济联系。
我们和中国还有很多合作项目。在苏州有我们合作的第一个大项目，天津是另一个政府间项目，我们的公司遍布中国各大省市，这是一段广泛的关系。
但我们是两个国家，看待世界有各自的观点。我们有不同的重要利益、不同的国家政策和优先事项。通常它们是契合的，所以可以展开合作；有时，也会有不同的视角。我们尊重彼此的观点。
《财经》：中国与新加坡在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上大不相同，但新加坡模式仍值得中国思考或借鉴。新加坡采取了什么措施减少收入不平等和两极分化？这对中国现阶段来说非常重要。
李显龙：这个问题对我们也很重要。根本上，我们所做的是为人们提供生存需要的必需品，衣食住行。
我们提供政府组屋津贴，帮助在新加坡的每个人都能居者有其屋。我们提供良好教育，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发展自己的技能，有能力谋生。我们提供良好的公共交通，因为这对城市人口是基本的便利设施。我们有良好的医疗。这些都是基本的事情，确保你在新加坡即使并不富裕，也能过上好的生活。
除此之外，在过去大约十年，很多国家的贫富差距明显加剧。我们采取非常明确的措施来缩小差距，比如税收政策、对低收入工人的激励政策等。我们推行就业奖励计划（Workfare）（一种援助低薪工友的措施）。如果你是一个低收入工人，工资在一定水平之下，当你做一份工作，政府会以现金或是社会保障福利等形式为你补贴一部分收入。政府也会补贴你的中央公积金存款。这相当于一种负所得税，帮助那些工作的低收入人士提高收入。
我们还推出了“建国一代配套”，这是给第一代新加坡人提供的医疗福利。建国一代如今年事已高，但他们在60年代新加坡独立时，为国家建设作出贡献。当时，薪水不像现在这么高。现在国家繁荣了，为了向建国一代致谢，我们专门为他们设立了特别的医疗福利配套。当他们年迈可以不用担心医疗费问题，这是人们在年岁渐长时的主要担忧。这只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一部分。如果你看基尼系数，比较人们的收入、税后收入、经政府政策调整之后的收入，可以看到政策产生了很大的不同效果。
《财经》：你提到很多国家贫富差距明显加剧，这是全球治理要应对的挑战，但是实际方案需要由各国拿出。全球治理是否对此问题无解？
李显龙：挑战是相似的，但各国需要以自己的方式去应对。我们都面临的重大挑战是颠覆性的改变。
事物在快速变化，现有的方式不再那么奏效。新的方式出现，它们有优势，但守成者想要适应却并不容易。就像中国有滴滴快的，美国有Uber和Lyft。这对出租车公司和司机来说是个问题，但对乘客、开车的人和经济而言却是好事。人们想要这些选择。
那么如何应对这种颠覆的改变呢？我们应该帮助企业升级和重组，对经济进行重组。我们要帮助工人进行再培训，使他们适应新的工作。我们要调整好监管环境，使变化成为可能，但尽量以不那么具有破坏性的方式进行。
“不把自己和父亲做比较”
《财经》：我们能否谈谈交接问题？你有没有开始考虑你的接班人应当具备哪些素质和资历？
李显龙：我们知道需要哪些素质和资历，问题是谁能胜任这个位置，他/她能否和团队、和新加坡人民共同合作。我们在寻找具备判断力、经验和领导能力的人。这个人要能够理解问题、分析问题，与新加坡人民相通，能够向人民解释，动员大家一起合作以实现国家目标。这个人需要是一个动员者、一个沟通者，也要是一个行动者、分析家、实践者和团队建设者。
这需要时间，但我拥有一个由年轻部长们组成的优秀班子，我相当确信在他们之中，一位领导人会脱颖而出。
《财经》：为下一代领导做准备时，你会做出哪些变化确保成功的继续？
李显龙：政策需不停地适应和变化。李光耀先生能在治理新加坡多年后成功实现新一代领导交班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政策不是静止不变的，治理风格也不是。事实上，关于谁在推动政策也已发生变化。虽然他担任总理至1990年，但大约从8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政策是由年轻一代领导人制定、推动和实施。所以在1990年，当新总理吴作栋先生接班后，这个过程非常顺利。
当吴作栋先生把权力交给我，情况也很相似，由更年轻的团队接班、定调。当我接班时没有出现意外，没有突然的变故或碰撞。这也是我现在希望做的，让年轻部长逐渐采取主动，向民众推广他们的方案，民众也将开始了解他们。
政策的内容也会发生变化，因为这是新一代人，他们关切和感兴趣的领域和过去也不一样，对于哪些问题优先，哪些事情重要，哪些是可以接受的政府行为等有新的观点。
如果我们继续这样调整，就能维持一个稳定、有效的政府。否则，如果政府变得越来越老，民众却是年轻的，其中的差距会越来越大。这是行不通的。
《财经》：你提到了你的父亲。你如何比较你自己和你的父亲？
李显龙：我不把自己和他做比较。
《财经》：你们有哪些相似和不同的地方？
李显龙：我们生活在非常不同的年代。他的年代充满动荡不安。他在新加坡建立了秩序，实现了新加坡的发展繁荣。我们生活在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稳定的新加坡和一个不太确定的世界。
我们的工作并不是要把一切反转过来，或是从头来过，而是要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建设、改造，让它变得更好，更加适应明天。（《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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