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著名学术出版商斯普林格（Springer）4月21日发布消息，宣布撤回旗下期刊《肿瘤生物学（TumorBiology）》发表于2012年至2016年的107篇论文，原因是作者编造审稿人和虚假的审稿意见。
部分论文作者冒用本领域专家的名字申请邮件地址，在专家不知情的情况下，从虚假邮箱向期刊提供正面夸赞论文的审稿意见。斯普林格表示，他们的调查掌握了“确凿的证据”（“clear evidence”）。
据悉，107篇被撤论文全部来自中国学者之手，创下了正规学术期刊单次撤稿数量的纪录。
从斯普林格提供了名单看，涉及的作者许多都来自中国高校，不乏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医科大学、中南大学等名校，可谓成群结队。
舆论哗然之际，中国科协火速表态。4月21日，中国科协官方微信发布消息称，中国科协高度重视此次事件，就撤稿事件与斯普林格出版集团进行坦诚深入交流。
中国科协认为，论文因虚假同行评审问题被撤，应该以适当方式让公众了解撤稿事件中各方主体的责任。作者和“第三方”中介确实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但2015年撤稿事件发生后，出版集团没有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出版集团和期刊编辑存在内控机制不完善、审核把关不严格等问题，理应对此承担责任。
中国科协在官微中表示，希望出版集团能够尽快完善内控机制，加强对期刊的管理，把问题论文处理在发表之前，而不是发表之后一撤了之，同时高度警惕以经济利益为目的、与“第三方”机构有勾结的“掠夺性期刊”。中国科协愿意加强与施普林格在出版诚信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共同维护国际科技期刊出版诚信。
据悉，由于斯普林格定期审查与业务伙伴的关系，在2016年底，斯普林格停止了出版《肿瘤生物学》。
该杂志新的出版商SAGE的发言人表示，《肿瘤生物学》编辑团队已经推出了新的强大的同行评审的做法，以防止未来的伪造审稿事件。
短评——论文，中国医生的不能承受之重
在讨论这一起重大造假论文被撤稿事件时，我们必须要宏微结合地来看待第三方中介的监管难问题。某种程度上，只要中国医生庞大的发论文需求不变，那么监管越严格，论文中介的创新程度越高。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刚需面前，监管机构的创新远远赶不上市场自身创新。
中国医生对论文发表的刚性需求，主要是因为职称评定过程中论文所占据的核心地位。临床、教学和科研，科研论文是核心，发表越多，科研项目越好申请，资源越丰富，职称评定也越顺利。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医生没有分类，不管拿手术刀的、开仪器的还是做理论研究的，一律需要论文，而且大有越多越好的趋势。
在中国，职称评定只能在公立医院进行，只能借助不断发表论文，这是一个医生确保自身职业生涯不断上行的基本前提。正是这样的制度设计，提供了庞大的论文发表需求，从而催生了一个造假多、监管难的问题包。
对比美国医生的职称体系，供职于教学医院的执业医生只占全国医生总人数(约160万人)的7%-9%，只有他们才涉及教授或副教授的评定，其余90%以上的医生都是地位平等的执业医生，只需做临床诊疗工作，没有任何科研或教学任务。
医学分临床和研究两块，而中国的医生职业职称却是以论文衡量，这样不对等的条件，很容易催生一些论文造假问题。
从实际需求来看，我们并不需要太多论文派医生，而需要更多娴熟操作手术刀的医生。因此，针对医生职业群体的职称评价体系进行改革，让中国医生从论文压力中解套，比向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施压更值得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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