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2年，痴迷于硏究数字的伦敦男装店老板约翰·格朗特写出了世界上第一本量化统计死亡的书。他对人们的死因进行统计，比如死于“国王的恶疾”，这是一种结核病，人们认为国王的触摸能够治愈这种疾病。其他死因似乎很离奇，甚至颇具诗意。1632年，有15名伦敦人“自我了断”，11人死于“忧伤”，还有两人死于“昏睡”。
通过格朗特的书，我们可以窥视到在现代医学诞生前死亡的突然和恐怖。那时候死亡也会更早降临：在20世纪之前，人类的平均寿命和黑猩猩相差无几。如今科学和经济的发展意味着陆地上没有哪种哺乳动物的寿命能够与人类相比。不过，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后果是，死亡竟变成了一种医疗经历。
过度治疗带来更多痛苦
在上个世纪，死亡的方式、时间和地点都发生了改变。直到上世纪90年代，全球还只有一半的死亡是由慢性病引起的；到了2015年，由慢性病引起的死亡已占到三分之二。在富裕国家，人们去世前大多经历了多年逐渐恶化的病痛折磨。
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在医院或养老院去世，他们去世前通常接受过不惜一切代价且越来越猛烈的治疗。在65岁以后去世的美国人中，近三分之一的人在生命的最后三个月里曾入住重症监护室，近五分之一的人在最后一个月做过手术。
如此积极的干预可能比与之相关的所有人都痛苦不堪。相比在临终关怀中心或在家中去世的癌症患者，在医院去世的癌症患者遭受了更多的痛苦。他们的家属更容易与医生争吵，或彼此之间争吵，并陷入更长的哀伤期。
更多姑息治疗有其必要
最重要的是，这些医疗化的死亡似乎并不是人们想要的结果。美国凯泽家庭基金会与本刊在四个国家所进行的调查以及其他此类调査发现，大多数健康者希望 在家中去世。在被问到对人生最后几天的希望时，很少有人会说他们优先考虑的问题是要尽量延长生命。他们更希望死时没有痛苦，有亲友陪伴，并且不给他们造成负担。
有时候，死亡难免可怕。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死亡临近时像契诃夫那样举杯庆贺。当大限将至，人们的想法或许与身体健康时不一样。如果所有医疗设备都在医院，
在家中去世可能就不那么具有吸引力。与死亡相比，想象中难以忍受的治疗或许不再可怕。有些病人愿意抗争到失去所有希望的最后一刻。
然而，普遍的情况是，临终病人所接受的极端治疗违背了他们自身的意愿。 医生所接受的培训是默认“尽一切努力” 挽救病人生命。在美国，只有三分之一的
晚期癌症患者会被问到他们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有何愿望，比如是否想出席孙辈 的婚礼等等，即便这意味着离开医院，并可能导致提前死亡。在其他许多国家，这一比例更低。大多数肿瘤医生表示，他们从未学习过如何与绝症患者交谈。
本刊曾呼吁立法允许医生帮助头脑清醒的晚期病人以他们希望的方式死亡。然而，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只是更好的临终关怀的一部分。 有证据表明，大多数人希望能有这种选择，但实际上最终很少有人会这样做。医疗界应采取一些简单的举措，以便可以向人们提供他们所希望的死亡方式。
更多的姑息治疗是必要的。这个被忽视的医学分支可以缓解疼痛和呼吸困难等症状，并为晚期患者提供咨询。
直到最近，人们还认为这根本不属于医学。即使是在临终关怀的发源地英国，姑息治疗也只是局部采用。最近的研究表明，这真是大错特错。尽早为接受常规治疗的癌症患者进行姑息治疗不仅可以减少痛苦，还能延长生命。
重病处理需要广泛改革
大多数医生从医是为了帮助人们延缓死亡，而不是告诉患者人终有一死。但这是他们必须要谈到的。推广使用由美国外科医生兼作家阿图·葛文徳编写的 《重病谈话指南》将是一个好的开端。这是一张简短的问卷，用于了解晚期病人对自身疾病状况的掌握情况，以及他们在走到人生终点时的目标。早期研究表明，该问卷促使人们更早、更多地进行交流，并减少痛苦。
除了这些变化，医疗系统对重病的处理方式还应该有更广泛的改革。一些慢性病的护理应该完全脱离医院。这意味着部分医疗卫生资金将被转移到社会支持体 系。对医生和医院的经济激励方式也需要改变。这些激励措施通常由保险公司和政府支付给医生和医院，用于给病人治病，而不是用于预防疾病和使病人更舒适。
美国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的联邦医疗保险最近开始为医生与晚期病人深入交谈支付费用；其他国家的医疗系统和保险公司也应跟进。费用并不是问题，因为了解病情、积极配合治疗的患者不大可能想要不必要的治疗。吃官司的医生也会变少，因为交流不畅是医疗纠纷中的一个常见问题。
大多数人在想到自己的死亡时不免心怀恐俱。由于死亡大多发生在医院和养老院，人们对死亡不再熟悉，也无从可谈。政客不敢将临终关怀提上台面，担心被控设立“死亡小组”。然而，与临终患者进行开诚布公的谈话应该和开药与接骨 一样成为现代医学的一部分。更好的死亡意味着更好的人生，直至最后一刻。（英国《经济学人》周刊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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