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5月19日

    亚洲大国崛起,西方该如何应对?


     “髙质量的全球新闻报道需要投资。”通过这句口号,《金融时报》鼓励网上读者成为订户, 并劝阻他们把文章转发给他人。 该报知名首席外事评论员吉迪恩·拉赫曼的这本具有智慧和不乏争议的新书则提醒我们成为卓越的新闻工作者还有其他必要条件:历史教育、参与学术性辩论以及为了采访全球决策人士而不倦地旅行。

    西方自伤与亚洲无关

    《东方化:亚洲的崛起与美国的衰落一一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及以后》一书全面梳理近期出现的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从西半球向东半球的转移。拉赫曼一再谈及这种转移的主引掣——中国的崛起,但他的论点更具宏观视野。他把亚洲的崛起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包括印度日益上升的影响力以及日本持续的重要性一—日本目前不再上升,但它仍然富裕、技术先进并且与所有大陆都有经济联系。拉赫曼还探讨了美国和欧洲在全世界依照自己喜好左右事态结果的能力的下降。他无情而又公正地拒绝把西方的问题归咎于亚洲的成功,并承认西方的自我伤害。

    拉赫曼的全球史知识排除了让“东方”与“西方”对立起来的卡通式刻画。西 方国家消耗在相互争斗——尤其是在两次大规模世界大战中的鲜血和财富,超过了它们密谋统治其他国家而付出的消耗。同样,今天亚洲国家之间的不信任超过了它们与美国或欧洲之间的不信任。政治理念也不能成为东西方之间的明显界 线。欧洲有相当高比例的专制政权,因此认为欧洲最近不开明的民族主义的崛起是一种“东移”不免有些牵强。中国严厉批驳多党民主等“西方价值观”,但是中国的一些最大和最成功的亚洲邻居——韩国、日本、印尼和印度却并没有因为享有所有这些制度而变得不那么东方。没有人——包括拉赫曼在内真正知道如何对俄罗斯归类。莫斯科曾不太成功地尝试与中亚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拼凑出一个欧亚联盟,但它把自己看成是这样一个联盟的欧洲部分。俄罗斯最近向中国的外交倾斜,更多地与能源市场有关,与这两个政权对美国支持颜色革命和政权改变的共同厌恶有关,而与现实政治的结盟或中俄的文化亲和无关。

    中美之间战争难以想象

    对于拉赫曼的战争与和平分析而言,东方自身的内部变革与全球权力的东移同样重要。中美爆发战争的前景将为拉赫的崛起的东方与衰落的西方之间的直接冲突提供最有可能的假想场景,但是在中国事先未与其某个邻国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想象发生这样的战争会更加困难。好消息到此为止。中国日益增强的海外军事及其在海洋领域的非军事存在,已经加剧了中国与亚洲邻国——包括美国的盟国和安全伙伴国之间围绕长期存在的主权争端的紧张关系。奥巴马政府自称的“重返亚洲”战略曾确保了美国军队和外交人员仍然活跃地参与着手解决这些地区紧 张的事务。

    拉赫曼对亚洲大格局的理解是对的,但是他时常把重要的细节弄错了。例如,中国最近的军事现代化意味着在该地区前沿部署的美军及基地容易以它们在1995-1996 年台海危机期间所没有遇到过的方式遭到攻击。不过,他声称1996年初克林顿政府派出两个航母战斗群前往台湾后北京“退让”,却是错误和多 少有些危险的。不管怎样,北京显然并不打算升级对抗。实际上民族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国内合法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影响到北京的对外政策。北京和华盛顿自从1972年以来找到了处理双方有关台湾的分歧的和平办法,但是正如拉赫曼所说,美国从来没有正式接受北京的“一个中国”政策。相反,华盛顿坚持自己的版本,在国际上对台湾相对中国大陆的法律地位持暖昧态度。

    经济互依是新和平力量

    与许多人一样,拉赫曼时常被历史知识缚住手脚。1914 年一名大公在萨拉热窝被暗杀导致欧洲经济上互相依存的国家展开了一场浩大的生存战争,那么围绕亚洲岩石、暗礁和人工岛的争端为什么不能在今天造成大规模的战火呢?这是一个好问题,但是这两个世界之间存在许多差别。在当代的东亚并没有紧密缔结的联盟阵营。今天所有的大国要么拥有产生与以前根本不同、并且在经济上更加深刻的互相依赖。 工业经济体之间巨大的贸易流动、行业内贸易的崛起以及复杂的跨国生产链的形成,都成为今天促进和平的力量,这些是1914年的欧洲所没有的。

    拉赫曼的“东方化”过程是重要的,但迄今为止主要是作为更大范围的全球化的一个子集,首先是全球化才使其成为可能。东方的生长痛对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全球系统构成动荡的威胁,而并非直接威胁西方本身。眼下没有一个亚洲行动者可以把弹道导弹和网络攻击以外的军事力量投送到离开国土非常遥远的地方。

    于是,东西方之间严重的军事冲突将只会发生在东方。不幸的是,拉赫曼正确地指出西方的安逸到此为止。亚洲现在是我们所有人都赖以生存的全球化系统中的重要器官:对亚洲稳定的挑战是真实的,西方行动者没有过去那么多的资源可以用来积极推动维护那里的稳定。

    “东方化”推动全球治理

    “东方化”不仅对战争与和平有影响,而旦对全球治理也会产生影响。二战后创立的制度并没有针对权力的东移作出平稳调整,也没有跟上对抗气候变化、金融动荡、发展不足和核扩散等问题的全球合作需求。中国最近利用像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倡议等合作性项目带头填补了这些制度的一些漏洞。

    在本地区之外,亚洲国家与非洲和拉丁美洲不断加强的贸易和财政关系大体上是积极的。不过,它们很少附加限制条件,因而可能削弱美国和欧洲以改善政府治理作为提供发展援助的条件的努力。

    拉赫曼的书在结尾处对西方将继续发挥影响力表示了乐观。一体化的全球经济将 给美国和欧盟制度健全的政府提供巨大的权力优势。中国在政治上无意、在体制上无法取代美元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以及西欧的全球银行业中心地位。此外,只要东方的领导人需要经济增长来保持稳定,他们就应该不愿削弱与高度一体化 的全球市场的联系。于是我们应当预期在21世纪东方化的过程中,大国冲突将比在极其血腥的西方统治的20世纪期间大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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