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正式就职已经近半年，他在台湾问题、贸易问题、朝鲜核问题等关键议题上的姿态往往使相关局面更为复杂，为中美关系发展进一步增添了不确定性。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中美关系专家何汉理接受清华大学学者黄思为和严飞的专访，分享了他对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观察和对中美关系发展的见解。
“美国优先”源于心态变化
问：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反复强调“美国优先”，有评论认为这是一种“19世纪的外交思维”。你如何看待特朗普所代表的这种民族主义立场？特朗普的当选背后是否意味着美国社会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身份认同正进行反思？
何汉理：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一个国家是否认为它拥有充足的资源与实力（包括军事实力、经济实力、软实力等等）。当一个国家对自己的实力抱有充分信心时，它就会愿意为世界做出贡献，正如个人在感觉安定、富裕时就会乐于参与慈善事业一样。当个人或国家感受到贫瘠与威胁时，他们就会专注于自身。我认为这是理解如今美国现状的关键。当然，今日的美国依旧是强国，但不少美国人并不对此抱有信心：他们认为今天的美国并不如自己过去所想的那么富强和安全。正是这种观感引发了不少民众对“美国优先”的积极响应，他们希望“让美国再次强大”。美国民众认为今天的美国不能再像过去一样慷慨了。这是大部分美国民众在观感、心态上的变化。
中美战略目标“异床同梦”？
问：特朗普时代中美关系中的互不信任程度是增加了吗？
何汉理：关键问题是，中美两国关系中存在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同床异梦”，不过我认为当代中美关系的实质是“异床同梦”：中美两国的战略目标极为相似，都希望在亚太地区占据优势地位。同时，两国有着极为不同的政治价值观，对国际关系规范的理解差异巨大，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和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都有着不同的解读。中美当前面临的互不信任局面正是这些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矛盾的反映。
因此，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极有可能是“竞争性关系”。长期以来，中美双方都疲于争论中美关系究竟是合作性质的还是对抗性质的，不过这二者都不符合现实。中美关系会日益体现出竞争性，并在一些领域进行合作。“竞争”在很多层面并不是坏事：经济竞争应当有利于两国各自发展，笃信民主的人们也应当对不同政治理念（甚至意识形态）的竞争抱有乐观态度。但在另一些层面，竞争将会是危险且代价高昂的，例如在安全领域。此外，如果两国在竞争过程中持续关注“谁在交易中占了便宜？谁在承担更多的责任？”那么双方的合作就会异常艰难。我认为，中美双方应当对于彼此将面对竞争的领域有清晰的把握，并且应当对日益强烈的竞争性关系为两国带来的影响有充分的认识。
仅凭言辞难以构建互信
问：目前，北京对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抱着“听其言，观其行”的态度，但其中不乏忧虑。如果从“管控危机、避免对立”的角度来看，北京在与特朗普政府打交道时应当注意些什么？
何汉理：中美关系发展的趋势会在未来逐渐明朗，目前我最关注的是双方对中美关系本身的认识是怎样的。不少人评论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在之前访华时全面接受了“新型大国关系”说法，这并不完全符合事实。蒂勒森在与王毅的会面发言中回避了“新型大国关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互相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这一说法正是“新型大国关系”让美国难以接受的关键所在。另一方面，根据之前的报道，特朗普政府高层与中国政府官员的对话中越来越少谈及空泛的“合作关系”，而越来越多集中于双方可以展开合作的具体事项，这一态度就更为务实。中美双方也需要对结构性竞争关系的构建做出严肃的讨论，降低竞争带来的风险，增加竞争产生的收益。我将这一模式称为“双赢竞争”。
我的第二个建议牵涉中美双方建立互信的问题。要消除对方疑虑不能只凭言辞，而是需要实际行动，唯有做出牺牲才能体现诚意。至今，中美双方为增进双边互信做出的努力仅仅止步于口头表态，如“美国欢迎中国的崛起”、“中国不会挑战美国在亚洲的地位”，等等。事实上，没有人真的相信这些表态和说法。中美双方都急需超越这些30年来只说不做的表面的言辞，最关键的是，双方都需要承认中美关系将是一对在可预见的未来日益充满竞争的关系。这也确实是一种“新型大国关系”：它既非单纯的合作，亦非全面对抗，而是以竞争性作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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