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石英财经网站11月1日发表文章《谋杀总统：印度和联合国是如何在阿富汗彻底搞砸的》称，穆罕默德·纳吉布拉在1987年至1992年间担任阿富汗总统。1996年9月，占领了首都喀布尔的塔利班处决了他。文章摘录了阿维纳什·帕利瓦尔的《我敌人的敌人：印度在阿富汗》一书部分内容，描绘了联合国、印度和阿富汗各派势力在纳吉布拉被处死前面临的政治、外交和道德层面的两难处境。
以下为文章摘编：
1992年4月17日凌晨，纳吉布拉倍感孤独。
他凌晨3点左右从喀布尔逃走的机会已不复存在。他的妻子、女儿2周前已经去了新德里，期待与她们团聚的他原计划与联合国驻阿富汗人道主义援助司负责人贝农·塞万一起乘飞机秘密逃走。为阻止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双边关系因纳吉布拉进一步恶化，塞万在要求印度给予这位阿富汗总统政治避难前，已经将这个秘密告诉了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纳瓦兹·谢里夫。印度总理纳拉辛哈·拉奥用了不到1个小时就传达了印度将把纳吉布拉当做新德里的贵宾来接待的信息。
然而，在那个决定命运的早晨，他与武装保镖乘坐的汽车和一支联合国车队却被拒绝进入喀布尔机场。他从家里到机场一路上使用的口令在倒数第二个检查站失效了。机场处于阿卜杜勒·拉希德·杜斯塔姆的控制下，这名乌兹别克族的阿富汗人曾率领一支地方民兵在北方的朱兹詹省与“圣战者”作战，而且一直得到纳吉布拉在政治、财政和军事上的庇护。正如时任印度驻喀布尔大使维贾伊·南比亚尔所形容的，杜斯塔姆变得对他的庇护人充满敌意，并在接下来的24小时关闭了机场。在跑道上停着一架飞机，机内的塞万在焦急等待。杜斯塔姆的人决定不袭击这架飞机，塞万则决定不下飞机。
在与杜斯塔姆的人进行激烈争吵并对他们发出软弱无力的威胁后，纳吉布拉只好让他的车队掉头，但他不敢回家。他害怕阻止他逃跑的人不会让他活下去。他的国家安全部长吴拉姆·法鲁克·雅各比，已被发现死于家中。虽然一些人说他是自杀，但与纳吉布拉及联合国公关人士有联系的南比亚尔不排除雅各比被谋杀的可能性。最终，纳吉布拉被护送至联合国设在喀布尔的机构而不是总统府。
背叛的朋友们
不只是杜斯塔姆，纳吉布拉的大多数政治盟友都抛弃了他。外交部长阿卜杜勒·瓦基勒和军队首脑穆罕默德·纳比·阿齐米将军为了保住他们自己的政治生命和身家性命，想把纳吉布拉当做犯人送给不断推进的“圣战者”部队。他们在得到纳吉布拉要逃跑的消息后冲到机场，并要求塞万从飞机上下来，以避免尴尬和可能的暴力（考虑到塞万与联合国的关系，他们想要塞万活着并保证他的安全）。瓦基勒，在祖国党许多其他成员的陪伴下，严厉批评了塞万企图将纳吉布拉秘密弄出阿富汗的行为。在其下一步行动中，愤怒的瓦基勒通过喀布尔电台在向全国播出的讲话中称“纳吉布拉企图逃跑，但已被武装部队阻止……他必须留下来回答阿富汗人民的某些问题。政府无意杀害他。检查站的士兵本可以杀了他，但他们没有。”就在几个小时内，纳吉布拉成了瓦基勒“痛恨的独裁者”，而带领“圣战者”进入喀布尔的马苏德则成了他“尊敬的兄弟”。
塞万原本想将纳吉布拉拯救出来。这个计划的制订得到了印度领导层政治上的支持。在凌晨3点20分左右，纳吉布拉的联合国公关人士通知了南比亚尔有关杜斯塔姆突然变强硬一事，在凌晨4点35分左右，南比亚尔迅速向联合国汇报了此事。他是那天早晨第一个见到纳吉布拉的大使。联合国和印度原指望纳吉布拉能顺利出逃（或者说事后才意识到判断错误），他们没有想过“第二计划”，以防出逃计划失败。而且，在受到联合国官员的压力后，南比亚尔同意调查让纳吉布拉在印度驻喀布尔大使馆避难的可能性，条件是联合国官方提出同样要求。南比亚尔利用自己当时拥有的私人无线电话（只有联合国有国际海事通信卫星电话）联系了新德里，寻求官方就在他的官邸收留纳吉布拉一事表明态度。然而，保护纳吉布拉和他在新德里的家人是一回事，在印度驻喀布尔大使馆给他提供保护则是另一回事。凌晨5点15分，印度拒绝允许纳吉布拉在印度大使馆避难。南比亚尔辩称：“他（纳吉布拉）在联合国驻喀布尔的机构要安全得多……若印度大使馆（给他提供保护），我们将立即深陷南亚次大陆各种对抗，我们马上会遇到各种问题……我们绝无可能指望纳吉布拉在印度使馆获得安全。”新德里担心如果人们发现纳吉布拉躲在印度使馆，那么在喀布尔的印度人居住区有受到报复的可能。
避难：给还是不给
J·N·迪克西特曾任印度外交部长（1991至1994年），迪克西特担心在印度使馆向纳吉布拉提供保护会使政治局势复杂化。印度可能永远都无法在新形势下与“圣战者”建立牢固关系。迪克西特无法公开表达这种窘境。印度有许多人想给纳吉布拉提供避难，原因是他只有44岁，在普什图族群拥有政治支持者，并辩称放弃他将意味着向“圣战者”组织投降。
纳吉布拉本人早些时候曾向南比亚尔透露，面对苏联的瓦解，他可以从阿富汗外部而不是从内部更大地影响阿富汗政局，尽管这种影响是有限的。据估计，祖国党中剩下的世俗和民族分子将留在阿富汗，并出现在联合国企图拼凑起来的联合政府中。不过，印度另外一些人声称给予纳吉布拉避难将进一步激怒“圣战者”组织领导层，这是印度应该避免的。他们猜测一旦“圣战者”组织领导层息怒，该组织不会放弃与印度建立有益的关系。
深陷尴尬的局势，印度一直没有表态直到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1992年4月22日对新德里进行计划外的访问。布特罗斯-加利此次访问的唯一目的是促使印度总理拉奥考虑采取行动，使纳吉布拉逃出喀布尔（尽管联合国此前的尝试失败了）并在印度给予他避难。在对加利的要求进行了6天考虑后，包括就纳吉布拉与南比亚尔之间可能的选项进行详细会谈，内政部长S·B·恰范公开宣布印度愿意保护纳吉布拉，“如果他有此愿望的话”。该声明带有明显的政治谨慎色彩。
鉴于情况有变，印度估计给纳吉布拉提供庇护的代价在政治上已变得承受不起。如果纳吉布拉成功逃脱，印度会向“圣战者”组织表明这是一个既成事实，不要再追究此事了。印度拒绝采取后续的秘密行动（无论空中的还是其他的）帮助纳吉布拉逃离喀布尔。“圣战者”组织已经组建了得到国际认可的尽管实际上不起作用的政府，采取这样的行动将无异于破坏阿富汗的主权。
加利被告知印度准备向喀布尔派出一架飞机，只要联合国正式提出要求，而且只有在联合国与巴基斯坦及“圣战者”组织就该问题达成政治协议后。但是，由于得到联合国的认可，印度不会偷偷将纳吉布拉“弄出去”。当时，印度知道与“圣战者”组织的谈判不会有结果，特别是在纳吉布拉的出逃企图失败后。
总之，鉴于保守的拉奥是一个少数党政府的总理，且印度经济不景气，这样的秘密行动并非一个可行的方案。正如南比亚尔指出的，“我们不想做这么明显的事情，然后被人发现。”除了信守承诺帮助纳吉布拉在新德里的家人外，印度没有再做任何事情。
纳吉布拉这件事的屈辱结束凸显了印度和联合国在决定大事件上影响力有限。苏联在阿富汗的影响力的终结，以及印度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不景气都严重限制了新德里在喀布尔的政策选项。
印度亲纳吉布拉的阿富汗政策，正如在那些高度紧张但清晰的时刻所反映的，以失败告终。新德里无力保护纳吉布拉使印度得到了这样一个标签：一个难应对的、机会主义的邻国，为了新的伙伴关系不惜抛弃它在喀布尔的唯一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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