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外多起性侵案件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全球范围近来为何会掀起一场围绕“性侵”议题的热烈讨论和反思？是什么原因使得越来越多的受害者敢于敞开心扉、直面过去？除了个人，家庭、社区、社会组织和机构，以及国家层面的因素，又在发挥着怎样的影响？这些受害者们又面临着怎样的困惑、挣扎和无奈？“澎湃国际”推出“透视美国性侵案”系列报道，从个人、群体、机构、立法及国家层面等多角度，考察美国社会在面对这类特殊案件时所展现出的温情、愤怒、反思、调整以及困境和局限。
2018年年初，一名教授的丑闻震动了美国哈佛大学。
2月到3月，哈佛大学政治学系资深教授豪尔赫·多明格斯（Jorge Domínguez）被曝从1981年开始，在过去37年中持续对该校数十名女学生和女教授进行性骚扰。丑闻覆盖时间之长、受害人数之多都使其成为美国学界近年来类似指控中的大事件。而多明格斯是如何避开问责、甚至长期担任哈佛国际事务副教务长、哈佛国际事务中心主任、美国《政治科学季刊》编委等职务，也引发了更深层次的反思。
如今已成为巴尔的摩大学法学副教授的尼恩克·格罗斯曼（Nienke Grossman），在1998年还是个大四学生，她当时主动提出去上多明格斯的研究生课程。格罗斯曼至今仍记得，一次她去办公室讨论阅读材料，每当她答对一个问题，多明格斯就会伸手触摸她，先是手臂，再是后背，然后是大腿。
她回忆说，尽管她向辅导老师报告了这一事件，但最终没有正式提出举报。多明格斯在学界声名远扬，想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她害怕影响自己的学术前途。而且她也听说，多明格斯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曾被举报过，但似乎从未受到多少惩罚。
沉默并没有让她避免伤害。再上多明格斯的课让她感到不适，她转到其他班上，但遗憾自己错失了和那些研究生同学一同上课、体验博士学习的机会。本科毕业后，她放下了政治学研究的梦想，转向了法学。
回溯历史，多明格斯案是过去30多年来，美国学界应对性骚扰问题的一个缩影。许多美国大学对教师性骚扰行为从“见怪不怪”变为严格制约，师生的呼吁和校方的重视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正像格罗斯曼当年的困惑一样，收紧的制度并未完全制止侵犯。在“我也是”（MeToo）运动激励更多女性捍卫自己的身体权利之时，多明格斯案悬而未决，美国各大学的制度探索也仍处于“现在进行时”。
指着树丛说：这会是个强奸的好地方
对于多明格斯的性骚扰指控早在30多年前就陆续出现。
1983年1月，哈佛大学政治学系的年轻助理女教授特里·卡尔（Terry Karl）将一封写给多明格斯的信抄送给了哈佛校方。信中称，多明格斯作为她的直接上级，一方面和她谈论晋升和研究，一方面又试图拥抱亲吻她，这样的行为“具有威胁性”。
这是多明格斯案首次进入校方视野。据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今年2月的深度报道，自卡尔1981年进入哈佛起，就遭受了当时已经德高望重的多明格斯持续的性骚扰，包括点评她的着装、试图触摸亲吻她、称她为自己的“奴隶”，还指着校园里一片树丛对她说：“这会是个强奸的好地方”。
在上世纪80年代初，女学生和女下属举报性骚扰的现象在美国大学中才刚出现不久。1975年，康纳尔大学的女性教职员工用“性骚扰”来形容相关的不当行为，被《纽约时报》引用，登上新闻标题。1977年，一群学生将耶鲁大学告上法庭，称多名教职员工对学生进行了性骚扰，要求耶鲁建立举报机制。法庭确认，学校包庇性骚扰行为可以被视为性别歧视，违反了美国1972年通过的《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Title IX）。
哈佛也正在逐渐重视这一问题。1979年，政治系教授吉尔森（Martin Kilson）被控试图亲吻一名本科女生。1982年，访问教授、诗人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被控因性骚扰本科生遭到拒绝而给对方打了低分。哈佛校方批评了两人，开始研究如何制止类似事件。
1983年4月，时任哈佛文理学院院长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向全体教授致信回应了师生关系及性骚扰等问题。信中提出，性骚扰行为通常是由可以影响学生成绩、学术及职业发展的教师或其他上级做出的，这种行为“不可接受”，因为它会严重伤害学术中关键的信任环境。信中罗列了三种学生向学校报告性骚扰行为的途径，包括通过助理院长进行非正式处理、通过院长要求纪律处分、通过审查及听证委员会研究是否解雇涉事教师等。但罗索夫斯基坦言，教师委员会还没有就信中内容达成共识，呼吁大家各抒己见。
同年10月，哈佛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更暴露出了这座美国最知名学府之一的普遍性问题。报告称，该校有34%的本科女生、41%的女研究生和49%未获终身教职的女教师在学校遭到过某种形式的性骚扰。然而，极少有人向学校报告过自己的遭遇。
卡尔的举报和全校范围的调查促使哈佛采取行动。据校报《哈佛深红报》（Harvard Crimson）1985年报道，卡尔和多明格斯所在的政治学系在1983年9月建立了性骚扰问题委员会，而本科学院也在同年10月全票通过建立委员会，与代表本科女生的“拉德克里夫学生联盟”（Radcliffe Union of Students）呼吁师生合作处理这类问题。
1984年，哈佛校方决定大幅修改此前关于性骚扰问题的制度，强调利用现有的辅导员和调查员网络，通过非正式渠道解决矛盾。1985年，政治学系的另一名终身教授因为被举报骚扰来哈佛听课的一名麻省理工女生而辞职。这是哈佛历史上首次有教授因为性骚扰行为离开教职。
校方的一系列举动有所成效，但并未完全满足师生的诉求。尽管有1000多名学生联名上书，也有本科学院多名领导的支持，可学校当时未能建立专门办公室处理性骚扰举报。而多明格斯虽然被发现有“严重的不当行为”，却只是被解除行政职务3年、勒令不得再犯。初入职场不久的卡尔担心被对方报复，最终离开了哈佛大学。
学生害怕惧报复
如今，不少美国大学都有了较为完善的性骚扰应对机制。从新生和新进教师培训，到校园宣传、学生组织和相关办公室，再到举报流程，学生保护自身权益的做法不再像上世纪80年代初那样稀奇。
当被问及进步背后的驱动力时，在处理校园性暴力事件上有20年经验的巴里大学法学助理教授甘念齐（Nancy Chi Cantalupo）告诉澎湃新闻，法律对学校的制约意义重大。
她指的是美国《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这条脱胎于美国平权运动的修正案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因其性别被排除在接受联邦资助的任何教育或活动计划之外，从而被剥夺此类计划或活动应有的待遇，或受到歧视。自1977年耶鲁一案以来，它也被用于性骚扰相关的法律纠纷中。
根据这条修正案，如果有学生向校方举报自己遭到性骚扰，但校方却不作为，那学生就能以性别歧视为由将校方告上法庭。甘念齐介绍说，校方为了避免在性骚扰案中受到连带责任而被起诉，便更有动力去积极处理学生举报，这间接促使了许多学校订立内部政策，制止教师骚扰学生。为规避风险，有些学校还会制定比法律更严格的政策，比如制止师生两厢情愿的性关系。
在哈佛的案例中，法律压力确实起到了作用。据《哈佛独立报》2015年报道，2014年3月，一个名为“我们的哈佛可以做得更好”的学生组织向美国教育部投诉，称哈佛本科学院的反性侵政策未能遵守联邦法律。4月，教育部民权办公室开始正式调查哈佛的相关政策。5月，该办公室发布了将受调查的55所高校名单，哈佛本科学院和哈佛大学法学院都在其中。
哈佛很快做出了回应。2014年4月，校长福斯特（Drew Faust）宣布建立性侵问题工作组评估学校政策，并在秋季学期根据修正案第九条更新了反性侵政策。2015年，哈佛再度进行了全校调查，正如20年前一样。
但甘思齐坦言，修正案第九条在性骚扰相关的法律纠纷中用得还不够，从法律解释的角度也很难向法庭证明学校应对性骚扰问题不力导致性别歧视。长期研究暴力和创伤的俄勒冈大学心理学教授詹妮弗·弗雷德（Jennifer Freyd）也告诉澎湃新闻，她和同事研究发现，超过40%在学校受到性骚扰的本科生感觉自己受到了“体制性背叛”（institutional betrayal），即校方未能恰当处理他们的遭遇，而这种感觉和骚扰本身一样会造成精神和身体上的伤害。
多明格斯案的一些当事人就指出了学校行动的局限。在1998年被多明格斯骚扰的格罗斯曼告诉澎湃新闻，自己当时之所以没有实名举报，一方面是害怕实名举报遭到报复，另一方面是因为她感觉学校似乎对性骚扰问题并不重视。她听说多明格斯曾在上世纪80年代被举报过，但似乎没什么后果。而当辅导老师听说她的遭遇时，似乎不用她提名字就能猜到多明格斯的身份。这意味着学校知道哪些教授是“惯犯”，却无所作为。
多明格斯的前博士生、现在在伊利诺伊大学负责女性领导实习项目的苏珊娜·查伦（Suzanna Challen）也对澎湃新闻讲述了类似的担忧。2006年，在哈佛大学读政治学博士的查伦去多明格斯的办公室准备资格考试，却被他不当触摸。最终，她不得不放弃了让多明格斯指导自己博士论文的计划，改了博士论文题目，也不敢再信任男性教授。
她同样听说了多明格斯曾在上世纪80年代被举报的事，以为举报者有视频证据（事后发现并不属实），但校方却没有做出适当的惩罚。因此她认为自己手里没有证据，校方不可能做出回应，也不会相信她这个默默无闻的女生对一位著名教授的指控。而多明格斯在当月被提拔为副教务长，更使她确信，自己非但不能得到满意的结果，还可能遭到报复。
近年来，尽管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许多高校正在收紧政策，但仍未完全根除性骚扰现象。2017年12月，以指导博士生学术生活闻名的人类学家凯伦·科尔斯基（Karen Kelsky），在个人网站上征集学界性骚扰或性侵的匿名事例。美国新闻网站Quartz当时报道称，其中有300多起事件发生在常春藤联盟名校或其他精英学校，10多人称他们的加害者很有名。许多讲述者都表示，害怕举报这些事件会遭到报复。
是否禁止师生恋引发争辩
校园性骚扰问题的一大灰色地带是师生恋问题。恋情破裂后一方指责另一方性骚扰以求报复，通常会被用作脱罪的理由。
多明格斯就曾这样为自己的行为辩护。《高等教育纪事报》2月的报道援引他的一名前学生的话说，多明格斯曾告诉学生们，他和卡尔的纠纷只是一场“以丑陋收场的恋情”，暗示自己才是受害者。
资深教授与新进教授之间已存在地位的不平等，而教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则更为失衡。1983年的，时任哈佛大学教务长的罗索夫斯基在他的信中就着重表示，在其他情况下都没有问题的“爱慕关系”，如果发生在教师与其负责的学生之间，就“永远都是错的”。师生关系中总是存在权力因素，这样的权力不能被滥用。此外，师生恋也会伤害教育所需要的信任氛围。罗索夫斯基还进一步提出，即使师生脱离了教学关系，他们的恋情也有可能出现难题，因为其本质“根本上总是不平衡的”。
继哈佛之后，也有许多美国大学在过去30多年中就师生恋做出规定。据澎湃新闻此前报道，目前达特茅斯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布朗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都全面禁止本科生与教师发生性关系。哥伦比亚大学和康奈尔大学仍然仅禁止在教学期间的性行为，即教师对学生进行学术或专业指导期间，包括教学、建议和评分阶段。
今年3月28日，宾夕法尼亚大学也全面禁止教师与本科生发生性关系，不分课上课下，也不分是否两厢情愿。
法学专家甘思齐表示，即使是两厢情愿的师生恋，也有可能给周围的其他学生带来不便。他们会认为和老师恋爱的学生可能受到了包庇，造成不公平现象、破坏学习环境。目前美国在学校政策和法律层面都有许多关于是否应该全面禁止师生恋的讨论。
心理学家弗雷德则对澎湃新闻表示，尽管她支持恋爱的个人自由，但认为应该禁止教学期间的师生恋。因为“到学校学习而免于被视为性对象”也是学生的个人自由，而师生恋可能会干扰这种自由，也会带来巨大的代价。如果是两厢情愿，那双方应该等到他们的权力关系更加平衡后（如脱离师生关系）才开始恋爱。她还表示，应该说服教师看清师生恋不利于教学工作环境，让他们自发投票决定禁止这种行为，这会比自上而下的规定有效得多。
此前因批评美国校园反性骚扰风潮过于狂热而备受争议的西北大学教授劳拉·基普尼斯（Laura Kipnis）也在近日回应宾大师生恋禁令时表示，成年学生在理论上应该可以和任何人恋爱，但在当前环境下，师生恋是个“糟糕的主意”。她表示，美国校园目前的氛围过于紧张、“两厢情愿”的概念也过于模糊，即使在学校没有相关政策的情况下，教授都有可能因为和前学生约会而丢掉饭碗。
为了保护女儿回归母校
多明格斯案及近几个月来美国大量教师性骚扰案曝光，与美国社会去年以来对此问题的关注密切相关。
2017年10月，好莱坞影视大亨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被曝曾性骚扰或性侵十多名女性，其中不乏知名影星。15日，女演员艾莉莎·米拉诺（Alyssa Milano）在推特上发帖说，如果每一个曾被性骚扰或性侵的女性都写下“我也是”，那人们就会明白这个问题的普遍性。据英国《卫报》当时报道，到翌日早上，已有超过3万人（包括少数男性）在推特上回帖，还有数千人在各社交网站上发帖响应。
多明格斯的前博士生查伦就是其中之一。她曾于2017年1月在华盛顿参加了女性大游行，为性别平等及其他议题摇旗呐喊，深受鼓舞。在米拉诺发帖的一天后，查伦便在脸书上发帖讲述了自己被多明格斯性骚扰的经历，直指哈佛在长期知情的情况下并未恰当处理。
同样想起个人遭遇的还有多明格斯的前本科生格罗斯曼。看到媒体对韦恩斯坦连篇累牍的报道，她好奇是否还有其他人受过多明格斯骚扰。在搜索引擎中输入“豪尔赫·多明格斯与性骚扰”的关键词后，她很快就找到了查伦的脸书，主动联系了对方。她们一起找到了曾在上世纪80年代举报多明格斯的卡尔，并了解了其他受害者的遭遇。
事态在今年年初加速发展。2018年2月27日，《高等教育纪事报》刊登了卡尔的故事以及格罗斯曼、查伦等人的陈述，总共10名女性揭露了多明格斯的行为。3月4日，该报又刊登了另外8名女性对他的指控。5日，哈佛大学将其停职，宣布将进行调查。6日，多明格斯宣布将在今年6月退休。
但在查伦看来，退休并不是惩罚。她对澎湃新闻表示，哈佛至今还有为他设立的奖项（大卫·洛克菲勒拉美政治中心博士论文奖）。她认为，多明格斯的退休并不是结束，哈佛应该用实质性的制裁来处理他长期的性骚扰行为，包括进行独立调查（因为“哈佛不能自己调查自己”），邀请与哈佛无关的外来性骚扰问题专家，最终做出公开报告和建议。
格罗斯曼则更进一步，希望哈佛调查为什么多明格斯的性骚扰行为会持续近40年并涉及教职员工、本科生和研究生等各群体，应该采取哪些手段来预防类似事件。她也希望哈佛能公开回应校友建议，例如调整修正案第九条相关程序、确保举报者身份保密不受报复等。
截至目前，哈佛大学已多次举行相关的会议，并在4月初针对格罗斯曼、查伦等15名女性的联合诉求，宣布对多明格斯发起修正案第九条投诉，除此之外尚无进一步回应。
甘思齐分析称，学校有时未能严肃处理教师性骚扰问题可能有多种原因。比如解除终身教授的教职相对比较困难，解雇著名教授可能会失去教授带来的外界经费。此外，教授治校通常使其拥有选举校领导的权力，这使校领导难以对一些比较资深的教授进行纪律处分。但在她看来，校方并不是不可能严肃处理性骚扰问题，仍有能力做更多。尤其在当前学生和校友积极发声、可以利用修正案第九条等法律工具的情况下，学校最终不得不做出回应。
心理学家弗雷德表示，性暴力在秘密和沉默中潜滋暗长，而如今美国社会反性骚扰的氛围则让人们能就这些困难的问题公开对话，这就是积极的发展。尽管“我也是”运动并不是十全十美，也有人认为它毫无帮助甚至会带来伤害，但她希望美国正在朝更平等的方向前进。
当年被多明格斯骚扰的女学生和女下属们，如今大都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活跃在学术、法律等领域。作为哈佛校友，她们回归母校不只是为了给多年前的阴影画一个句号，也是为了更多渴望知识和善意的后人，正如格罗斯曼所说：“我有一个9岁的女儿，我希望世界对她来说是个安全的地方。我希望她能在学校里感觉舒适，凭借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其他东西，想上什么课就上什么课。”（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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