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媒刊登耶鲁大学研究员斯蒂芬·罗奇文章称，2018年11月将标志着量化宽松政策启动10周年，这是现代央行历史上最大胆的政策实验。为纪念这个重要里程碑，美国企业研究所最近召开了一次研讨会，以下是我在本次研讨会中提出的一些看法。
据香港《南华早报》网站7月31日文章，最重要的教训涉及牵引力——美联储政策与国会提出的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的目标之间的联系。就这方面而言，对量化宽松政策的评判好坏参半：第一轮量化宽松在2009年非常成功地阻止了一场痛苦的金融危机，但随后几轮（第二轮和第三轮）却远没有那么有效。
第二条教训涉及成瘾，即实体经济变得过度依赖于量化宽松对资产市场的支持。资产价格越来越取决于货币政策，而非基于市场的基本面。在一个收入增长乏力的时代，由量化宽松引起的、来自充满泡沫的资产市场的财富效应为遭受危机重创的美国消费者提供了支持。不幸的是，与这种“生命保障”相随的是退出的痛苦。美国2013年的“缩减恐慌”以及阿根廷、巴西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当前的困境凸显了量化宽松政策的起落所带来的跨市场溢出效应的蔓延。
第三条教训涉及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财富效应是对富人来说的，不管它是受市场基本面还是量化宽松政策推动。国会预算局的数据显示，量化宽松实施期间（2009年至2014年）几乎所有税前家庭收入增长都出现在美国较高收入家庭。可以说，量化宽松政策加剧了美国已经非常严重的收入差距。
第四，量化宽松模糊了财政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区别。美联储对政府债券的购买削弱了基于市场的联邦开支控制。在偿债成本被持续处于低水平的利率所抑制时，这几乎算不上什么大事。然而，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在2008年至2017年间几乎翻了一番，并且在未来几年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今天无关紧要的问题在量化宽松不为财政部资金提供补贴的利率环境下可能会变得尤为重要。
第五条教训涉及战术与战略之间的区别。作为最后贷款人，美联储在一场痛苦的危机中挺身而出，这值得赞扬。问题在于，在令整个系统走向崩溃的泡沫堆积过程中，美联储也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就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我们是想要一个专注于在危机爆发后收拾残局的被动央行，还是在流动性过剩引发危机前对它进行抑制的主动央行？
这个问题在政策界和学术界引发了激烈争论。它包含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因素：独立的央行是否愿意迫使社会牺牲增长以维持金融稳定？
即便紧急情况早已过去，美联储对于缓慢正常化的偏好令货币政策依然保持在应急状态。这将大大提高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美联储将缺乏应对不可避免的下一场衰退所需的弹药。这很可能令上文提到的教训对美国经济来说更成问题。我们只能希望情况不会糟到需要另一次像量化宽松这样的非常规政策实验。我们应该特别留意量化宽松的缺点。我认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担心，下一次实验的效果可能远不及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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