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眼下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困境，在研究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得与失后，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结构失衡问题不能靠扬汤止沸，而需要釜底抽薪，切实推进深层次的政府、财税、国企、土地、户籍等体制改革和宏观政策调整，才能使中国经济重新走上健康增长的轨道。
他在接受路透专访时指出，长期以来积累的产能过剩、效率下降、债务杠杆率过高等严重的经济结构失衡根源在于：长期货币宽松和大量政府投资造成的消费率过低、投资率过高，导致无效投资过多、产能过剩、效率下降、负债过度，而消费需求不足以支持经济增长。
“尽管改革成就显赫，中国目前还只是个中等收入国家，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然巨大。同时从体制到发展还有一系列重大问题亟待解决，目前正面临某些严重的挑战。”王小鲁称。
他认为，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所谓中国特色道路就是政府深度参与经济活动，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包揽了几乎所有事务的决定权，但事实证明这种经济模式是失败的，中国是在转向市场经济后才取得了近40年高速增长的成就。
其中政府的参与有些是成功的，例如积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有很多失败的教训，如过度投资和过度借债导致的经济失衡。当前更需要认真总结失败教训，使经济走出结构失衡。
根据一些投资机构测算，中国宏观层面的债务杠杆率（非金融企业、政府、个人债务之和占GDP之比）已达到250%左右，处在高风险状态。整体杠杆率目前尚未由升转降，但2017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率从过去几年的11%-14%减缓到8.2%，杠杆率升速也明显减缓。
王小鲁担心在杠杆率切实降低之前，严重的金融风险尚未解除。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在经济景气下降时，如果为了应对短期困难而放松货币政策调控，重返放水的老路，去杠杆、降风险的努力有可能前功尽弃。
**建立新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排在改革首位**
在王小鲁看来，地方政府参与竞争，扮演投资主体角色的模式在改革初期，市场发育不足的时候对中国经济功不可没，但随着市场的发展，过多的政府参与也越来越多显现出负面影响。
“因为各级官员关心更多的不是经济效益，而是增长政绩、财政收入、城市外观形象等因素，投资失败亏损也不需要官员个人承担责任，不怕拖欠银行债务，因此各地政府投资和政府推动的投资往往具有赶浪潮、规模大、同步性和重复性强、不怕风险、不计成本的特征。”王小鲁称。
这类投资行为导致了一轮又一轮的过度投资、重复建设，造成产能过剩、资源浪费、债台高筑，因此也挤占了市场资源，影响了民营经济发展。
中国近年来的严重产能过剩、房地产供给过剩、杠杆率过高等结构失衡现象，与此密切相关，尤其是2008-2010年期间地方融资平台超大规模举债投资，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
政府的参与还因为官员支配资源的权力过大，往往导致滥用职权、官商勾结、寻租腐败。近期由于对地方政府举债有了一些约束措施，政府投资已明显减缓。但如何合理规范政府职能，约束政府行为，仍然是一个要通过政府改革来解决的问题。
他认为，当前迫待推进的一项重要改革，是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减少政府配置资源，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要实现从“增长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建立新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这包括在竞争性领域，需要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清理各种影响公平竞争的优惠政策，撤除政府保护，杜绝不适当的政府干预，通过市场竞争实现资源配置优化，优胜劣汰，让高效率的企业在竞争中发展壮大。
在市场失灵、部分失灵或短期内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城市规划和管理、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基础科学研究、以及少数重要的科技研发领域和瓶颈环节。但在这些领域，也需要在合理方向和合理限度内进行投资和参与，并非政府投资和参与越多越好。
王小鲁认为，建立新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还包括政府切实承担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职责,杜绝为短期政绩而采用高风险的货币刺激政策，切实保持货币中性,促进过高的杠杆率下降，维护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在国企改革与公平竞争方面，解决国有企业竞争能力差、效率不高的问题，关键是解决干预、激励、监督和退出机制问题。通过实行混合所有制实现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联合，应是促进国有企业提高效率、改善管理、促进其更加市场化的一个途径，而不是借此“增强国有企业控制力”，不是要国企吃掉民企。
**加快财税和土地制度改革**
在财税改革领域，王小鲁认为在实现预算公开透明方面、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方面看来进展不大，在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房地产税改革等方面未见到实际进展。财政预算收支和政府性基金收支分立的状况至今没有改变。
个人所得税改革方面，最近出炉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除了对工薪所得免征额和税率结构有调整、增加了专项扣除外，缺乏实质性进展，而且有些修改是不合适的。
王小鲁认为，现行个税的主要问题是对不同来源的收入实行不同税率的分类计征，工薪所得实行超额累进税制，最高税率45%，经营所得累进率相对较低，财产性收入等非劳动所得税率更低，不实行累进，有些收入不用纳税。
这导致工薪阶层的中高层（基本属于中产阶层）税负高，真正的富人税负反而低，不利于平衡收入分配。这次的个税改革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只是把工薪所得、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这四项劳动所得纳入综合计征的范围，反而提高了一部分劳动所得的税负。真正需要的改变，是对各类劳动所得和非劳动所得实行综合计征，统一税制，公平纳税；把过高的税率降下来，过低或不纳税的提上来。
财税体制改革需要解决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改善财政支出结构。从广义公共支出看，政府投资支出显着过高。未来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一个主要内容，是改善财政支出结构，向服务公众、改善民生的方向转型。
此外，加快土地制度改革，落实三中全会决定，改革政府垄断土地供应的制度，开放土地市场。其中，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闲置的村民宅基地直接进入市场和建立跨省的土地指标交易市场、实现市场化的占补平衡是这一改革的关键内容。
但近年来这方面改革始终停留在少数区县级单位试点的阶段，在全国范围未见显着进展。户籍改革进展慢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公共财力不足，关键在于各级政府需要把城镇化的指导思想从大量投资、拆城建城等“物”的城镇化转向“人”的城镇化，同时减少不必要的行政性支出和“三公消费”，解决把钱用在什么地方更符合社会公众利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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