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尽管岁末官方铺天盖地的宣传活动明显升温，却难掩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内忧以及中美贸易战未决等外部不确定性带来的外患，也倒逼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必须加快。
当稳增长、稳就业与防风险的目标并重，中国既要应对眼下困境，又要兼顾调结构的中长期目标，解决之道唯有加快推进实质性改革，并让政策真正落地见效。
在呼唤改革再出发的排序单上，包括土地制度、资源配置、金融领域、财税体制以及划转国企股权充实社保资金等都显得刻不容缓，而改革举措落地时更要兼顾部门间的政策协调，这也是2019年中国宏观调控面临的重大考验。
“近年来，有些部门分解下达的指标越来越多；在固定资产投资、土地供给、能源资源开发利用、产品生产许可、行业市场准入等方面，保留了大量行政审批事项。”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特邀研究员范必在其新书《解决看不见的手》中称。
他在书中指出，有些部门对市场主体设置了数量庞大的行政处罚事项，很多处罚设置依据不足、条款更新滞后、内容相互冲突、自由裁量权过大；国有企业自主权下降，接受的直接管理、直接考核日益复杂等等，这些做法都与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背道而驰。
这位长期在宏观部门工作，亲历、见证了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学者型官员认为，解放看不见的手，首先要解放思想。政策研究者、决策者应当善于鉴别政府与市场的界限，该市场主体决定的还给市场，市场失灵的才留给政府。当前面对高度复杂的经济管理工作，提出改革方案已经成为一项专业技术性很强的工作。
上周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中国明年将着力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要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提振市场信心；并重提“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强调进一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
周二在北京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要不断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改革开放这艘航船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行，“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
**内忧外患倒逼改革提速**
四十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成就了中国目前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四十年后世易时移，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转向更注重质量效益时，应对困局呼吁改革开放再出发声音渐强。
如果说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是一个开端，那么，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宣布新时期最鲜明特点是改革开放，则意味着中国进入新的改革时期。
“外部压力从来都是中国内部改革的动力之一，对此我们的态度应当是坦然的。中国越开放，就越需要因应外部的要求，今天中国与外界互动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国家利益，而不是主权受到压迫情况下的屈辱让步，”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在最近的一篇社评中称，“强硬和对抗永远比相互妥协更加受欢迎，甚至更加‘政治正确’，这不应再是21世纪中国的意识形态。”
当速度不再是衡量中国经济增长的唯一重要指标时，政策关注点更侧重于效率与公平、民生与就业，改革内部失衡的结构就更迫切，也更需要推出标志性的改革举措。
“十几年前我们做过研究，如果速度效益型的模式不变，GDP增长速度低于7%时，有40%甚至一半的企业会亏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世锦在其中国经济的“要害问题”文章中称。
他认为，中国企业一定要适应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现在的增长速度已经是7%以下，以后还会有5-6%甚至更低一些，大多数企业要有稳定的盈利，就需要盈利模式的转型。这是从微观层面上看中国经济转型面临且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
在他看来有五大改革要害，包括加快打破行政性垄断，着力降低土地、能源、通信、物流、融资五大基础性成本；把减税与税改结合推进；以管资本为切入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农村土地改革也不能再拖，以及加快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开放。
“明年中国经济增幅6%应该没有问题，政策要科学有效，改革要有标志性改革措施推出来，包括社保、财税体制、产权、国企改革等，2015年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改革主要是三去一降一补，主要是通过行政手段操作实现的，现在应该是真正体现在改革推动，因此改革的步伐要加快。”中国财政科学院院长刘尚希此前接受路透专访时亦称。
范必亦在其新书中称，如果说计划经济时期计划体制的特征是“高度集中”，现在则表现为 “分散计划”。传统计划体制的弊端，如管得过多过死、效率低下、长官意志等，在“分散计划”体制下再次重现，其解决的难度不亚于当年计划体制改革。
“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向改革要动力...客观看待改革发展中面临的矛盾和困难，坚定不移将改革进行到底，”习近平在上周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时称。
**改革提速亦须兼顾政策协调**
2018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是诸多内外因素交织导致，其中“三去一补一降”中防风险与去杠杆的政策叠加效应，加剧了实体经济尤其是民企小微经济的困境，也是不争的事实。
而央行官员痛批积极财政不积极引发的财政与央行两个重要宏观部门间互怼，亦对中国宏观政策协调性不足敲了警钟。
刘尚希认为，改革不仅要有顶层设计，还要有整体实施，目前中国在整体实施方面出现严重的碎片化，要加强整体性协调性，需要统一的机构。
曾在宏观管理部门工作多年的范必也指出，近年来规划和计划日益成为很多政府部门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依据或手段。比如，各地制定的土地规划的规划期为15年，城市和镇总体规划的规划期为20年。这些规划是审批项目的重要依据。
“试问，十几年前的规划如何预见到现在的土地需求和城市变化呢？全国有106个大中城市的‘土规 ’、108个城市的‘城规’要逐级报到北京审批，规划调整时也是如此。这种漫长的审批程序极大地约束了投资增长，成为经济健康发展的阻力。”范必批评道。
他在书中给出了解决方案：清理各部门给地方或企业下达的计划指标，对可以取消的计划指标坚决取消，不允许各部门将计划指标层层分解，要求各地层层落实，更不允许各地在执行中层层加码。
同时重新审视各种约束性指标分解下达情况。落实约束性指标要考虑地方实际情况，做到几上几下、上下结合、综合平衡、留有余地。对必须保留的计划指标和约束性指标，应当引入第三方监督，防止出现部门自定指标、自己落实、自我监督，缺少公信力的局面。
而加强政策协调性并让改革举措落地见效更是对政府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尤其要避免各种初衷良好的政策却因效因迭加误伤经济，更是对中国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考验。
“改革要加强协调性，不能一上来就分配到各个单位、各个部委去搞。不能让被改革的对象、和一些需要改革的实体自行去协调，他们是协调不了的。”刘尚希一语中的。（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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