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18年GDP增速实现年初预定目标，但下行压力不减，微观主体经济活力不足是重要的原因。对此，中国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祝宝良认为，关键是明确产权保护制度，确保私人财产有保障，才能激发小微、民营企业的投资热情和创业动力。
他在接受路透专访时表示，2016年以来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效，去年继续加快结构性去杠杆步伐，在经济平稳运行的同时，也出现民营企业困难增加、基建投资回落过快、房地产泡沫加大等问题。
而中美发生贸易摩擦后，对外贸易、利用外资、科技合作等受到影响，科技创新能力薄弱、产业链和供应链脆弱等深层次问题开始暴露。这些问题相互叠加、相互影响，导致金融风险不断积累显现，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今年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很大，出路就是加快改革，尤其要强化体制机制建设。深化国资国企、财税金融、土地、市场准入、社会管理等领域改革，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鼓励中小企业加快成长。”祝宝良称。
他认为，推进供给侧结构型改革是一个中长期任务，今年要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要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推动更多产能过剩行业加快出清，降低全社会各类营商成本，加大基础设施等领域补短板力度。
要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发挥企业和企业家主观能动性，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和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正向激励和优胜劣汰。祝宝良称，“如果没有活跃的微观经济，宏观调控和逆周期调节都无从谈起。”
他并建议2019年把经济增长目标定为6%以上，物价涨幅控制在3%左右，新增就业1,100万人左右。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今年的主要任务，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提振市场信心，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中国将在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期间确定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业界普遍预计今年中国GDP增幅目标会在6-6.5%，CPI涨幅目标3%；赤字率则会有所扩大，此前有媒体称中国今年的赤字率为2.8%。
内忧外患之下，中国2018年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6.6%创出28年新低，其中四个季度是逐级走低，四季度增速6.4%为近10年低位。内外需双双走弱意味着中国经济下滑趋势很难避免，2019年上半年料继续寻底。
**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
祝宝良分析指出，中国正处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势在必行。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在传统产业过度扩张的企业出现经济困难是在所难免的，也是正常的市场出清过程；2016年以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但也要看到，钢铁、煤炭、有色、建材等价格大幅度上升，债转股、剥离不良资产等举措带来国有企业杠杆率下降的同时，处于中下游行业的民营企业受到上游价格上涨、去杠杆后融资难融资贵、一刀切环保治理、出口预期下降、消费结构升级等多重因素挤压，利润增长缓慢，资产负债率不降反升。
他并提到，去年4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等金融监管政策正式出台后，银行表外融资受到抑制，金融机构风险偏好明显降低，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有所上升，引发股市暴跌、债市下滑，部分企业资金链断裂并出现信用违约，一些上市企业的股权质押被强制平仓。
与此同时，否定民营经济的言论也不时出现，严重影响了企业的信心和社会预期，加剧了民营企业经营困难。
“尽管中国民营经济的困境一直存在，但相较此前所谓的‘玻璃门’、‘弹簧门’等民营企业遭遇的营商环境等困难，此次更多的是表现在民营企业家的信心方面，加之外部环境不确定加大，均使得民间投资热情不足。”祝宝良说。
此外，房地产泡沫危害越来越大。在土地财政和土地制度的约束下，中国的房地产调控一直是重需求、轻供给，甚至人为限制供给以抬高地价和房价。同时，为鼓励房地产去库存，2016年以来，国家采取了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政策，鼓励居民增加按揭贷款，居民杠杆率迅速攀升，导致房地产价格特别是三、四线城市不断上升。
房地产持续火爆拉动了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加，却大大推高了实体经济的生产经营成本，提高了居民的杠杆率，加剧了财产和收入分配不平等，挤出了消费和制造业投资，影响了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他指出，从2016年以来居民按揭贷款、居民杠杆率、居民消费等指标看，房地产价格上涨对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负面影响已越来越大。2018年以来，汽车消费下降的主要原因就是三、四线城市居民信贷增长过快和房价上涨挤出了居民消费。
**中美贸易摩擦不确定性较大**
祝宝良并表示，处置地方隐性债务与稳定基建投资两难。在“稳增长”和“惠民生”的驱使下，不少地方政府依托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产业投资基金等渠道，通过明股实债、购买服务、担保等手段，大规模融资用于基建投资，政府隐性债务数量可观。支撑债务偿还能力的地方财政收入也存在虚高问题，地方政府的债务率和偿债率被低估。
在2018年年初把规范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作为去杠杆的重点任务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融资受到制约，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开始下降。如何处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和解决基建投资资金来源，成为多年来难以解决的难题之一。
此外，中美贸易摩擦不确定性较大。中美经贸摩擦涉及双边贸易、知识产权保护、补贴、市场准入、国有企业等多个问题。从双边贸易看，加征关税对中国经济影响并不大；但从长期看，贸易摩擦、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补贴等问题，会影响双边贸易、投资、技术转移、人员交流，进而影响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改革开放40年，通过对外贸易、利用外资、科技交流等的技术外溢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每年在0.8个百分点左右，中美经贸摩擦对我国科技进步和产业链、价值链提升的影响不可低估。”祝宝良称。
美国高级官员周二抵达北京，中美两国即将举行高级别贸易磋商，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试图在3月1日的最后期限之前敲定一项协议，避免再次提高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则表示，他可能会让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的3月1日最后期限“推迟一段时间”，但不希望这么做，并希望在某个时候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以达成协议。
针对中国经济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祝宝良认为，去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明确了今年的主要工作，重点是要落实，并做好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加剧引发经济下降、失业增加的财政政策预案。
他并建议，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总量增速可提高到和经济预期增长目标持平或略高的水平；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解决好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加强资本管制，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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