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傅莹于9月8日在新加坡会见新加坡外长尚穆根（新加坡外交部图） |
问：请介绍一下您此次访问新加坡的情况，与新方官员主要讨论了哪些议题？新加坡在中国外交当中占据什么位置？
傅莹：我这次来新加坡访问，与新加坡外交部常秘比拉哈里共同主持中新双边外交磋商，同尚穆根外长、外交部第二常秘池伟强进行了很好的会晤。
李显龙总理刚刚在北京进行了访问，与中国领导人就如何应对全球经济挑战，如何使中新合作再上新台阶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这些谈话的深度和坦诚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不难看出，我们两国在当前很多重大议题上有着共同的诉求和共识。
新加坡曾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发挥特殊作用。邓小平先生1978年访问新加坡，为两国此后几十年的互利伙伴关系奠定了基础。已建设18年的苏州工业园区成为中新伙伴关系的象征，现在，中新合作项目遍布中国许多地方，新加坡一直被视为中国的一个特殊朋友。
但是，随着时代的迅速变化，中新两国各自也在变化，中新关系面临的新挑战是如何与时俱进，包括如何确定新的合作领域；如何增进了解、处理难题；如何商议地区合作规划，使之有助于更好地促进和平与繁荣。
当务之急是充分利用今年11月东亚领导人会议的契机，进一步推进地区合作。我很高兴在下周与东盟（亚细安）举行高官会前有机会与新方就相关议题“对表”，为年底领导人会议作好准备。
我们两国有很多共同点，但在一些问题上有时看法也不完全相同，重要的是要以相互尊重的态度对待彼此，秉持公正，倾听彼此的声音，照顾彼此的关切，唯此我们才能保持互信，推进合作势头。
通过此次同新方的讨论，我更多地了解了新加坡对本地区问题的看法和考虑，我对中新两国深化相互了解、密切合作关系抱有信心。
问：今年您如何看待中国-亚细安关系？今年7月东盟系列外长会无法发表联合声明，有人说这是中国在背后施压的结果，您对此有何评论？
傅莹：中国与东盟启动对话已21载，双方坚持促进互信，耐心增进理解，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现在我们是最亲密的战略伙伴之一。
我记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尽管中国自己为此付出了代价，但此举不仅保护了地区经济不再继续下滑，也防止了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进一步负面影响。这是中国互利共赢的睦邻政策成功的典范。
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将双方关系推向了更高水平。从启动谈判时起，中国领导人就宣布要让东盟多获利。双方实施了早期收获计划，贸易额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今天，中国市场随处可见东盟国家的产品，当我在一个偏远城市看见有来自东盟的榴梿等水果出售时，禁不住会心一笑。
中国始终坚持与东盟睦邻友好和互利共赢，支持东盟在地区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支持东盟一体化建设。多年来，中国的援助和合作项目受到东盟的欢迎和重视。中国也从与东盟合作中受益。中国人民与东盟国家人民关系日益拉近。我们也很高兴地看到东盟其他对话伙伴与东盟的关系也在不断提升。
在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尚不稳定的背景下，中国与东盟需要加强团结，为外部环境可能更加严峻而做好充分准备。双方应以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为契机，创新思维，开拓进取，推出新的合作项目，为地区人民带来更大福祉。
我本人出席了今年7月在金边举行的东盟系列外长会。据我了解，东盟外长会主要讨论了东盟共同体建设问题。中方关心会议进程，以使双方合作计划与东盟发展的重点相契合。正如杨洁篪外长在中国-东盟外长会上讲的，中国正在实施“十二五”规划，愿根据东盟共同体建设的需要安排中国-东盟合作的重点，使双方合作与东盟共同体建设相伴而行。
我认为此次东盟地区论坛系列外长会十分重要而且富有成果。虽然会议发生曲折，但令人高兴的是，东盟国家最终认识到，应按照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的“东盟方式”或“东亚方式”维护自身团结，这也正是东盟取得成功并在东亚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基础。
在中国，人们也在观察和思考东盟将往何处去，是坚持原则，还是要成为个别国家利益的代言人？就中方而言，我们一贯支持东盟团结，希望东盟继续着眼长远，保持大局观念，继续在本地区有效发挥领导作用。
问：您是否与新加坡官员谈及南中国海问题？南中国海的争议究竟为什么在这几年内高涨？域外国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有多重要呢？能否介绍一下中国对“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立场？
傅莹：南海问题的实质是南沙群岛部分岛礁领土主权和相关海洋权益争议。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早在2000年前，中国就发现了南沙群岛，并至少在1000年前即开始管辖。直到20世纪60、70年代才出现一些南海周边国家陆续侵占部分岛礁的情况，南海争议由此产生。
中国是较早签署和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国家，我们一直认真履行该公约。但公约没有赋予任何国家变更陆地领土的权利，而是要在妥为顾及所有国家主权的情形下，为海洋建立一种法律秩序。
作为地区大国，中国清楚自身对地区和平稳定肩负的责任，一直保持克制，并坚持通过友好协商和平解决南海争议。邓小平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中国愿同有关国家在不影响主权和海洋权益基本立场的前提下，“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是中国从地区和平、发展的大局出发，做出的重大决定，有利于避免冲突、保持南海地区总体稳定。
自此，“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成为中国同东盟国家开展对话的基本立场，双方共同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宣言》中的重要原则是，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协商和平解决领土和管辖权争议。各方同意不采取使局势复杂化、扩大化的行动。
现在的问题是，有个别声索国违背《宣言》精神，不断在南海采取挑衅行动，令中国人民感到震惊。中国国内经常有人质问，如果其他国家不“搁置争议”，中国是否还要这样做？如果这些国家不遵守《宣言》的原则和精神，那么制定“准则”又有何意义？
诚然，《宣言》中明确规定要最终制定“准则”，我们应朝着这一目标努力，但首先必须保证的是，有关国家都要切实遵守《宣言》，不采取任何新的挑衅行动，这也应该包括东盟有关成员国。其次，应由中国和东盟国家平等商谈“准则”，而不是一方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另一方。此外，“准则”的宗旨应是促进南海的和平与稳定，而不是用以强化个别国家的主张。
问：中国一直在强调会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永不称霸，但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关系也在上升，具体就表现在中国与邻国的争议升温，中方如何看待周围国家的不安？
傅莹：中国将周边外交置于外交全局的首要位置。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大国如果不能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甚至采取欺邻弱邻的政策，就不会得到周边国家的尊重，最终也难以成为世界大国。中国一直将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作为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的重要基础。
中国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同所有周边国家建立伙伴关系，从不主动挑起纷争。中国的发展带动了亚洲的发展，中国的稳定促进了亚洲的稳定。现在亚洲是世界增长最快的地区，而中国对亚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中国已成为多数亚洲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为亚洲国家创造了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
中国外交姿态更加强硬了吗，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上升了吗？
中国历史上曾饱受侵略和欺凌，民众对国际问题有着强烈的正义感，从不攻击指责其他国家，更没有动辄干涉别国内政。但遇到挑衅的时候，中国民众也会迅速作出反应并表达愤慨，这在发展中国家是很普遍的。中国政府也必须呼应民众的合理诉求，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正当权益。
中国陆地边界2.2万公里，大陆海岸线1.8万多公里，我们必须有能力应对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以及分裂和恐怖主义威胁。我们奉行积极防御的国防政策，中国国防建设是和平发展的一部分。历史证明，一个富强的中国，而不是积贫积弱的中国，更有利于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发展。
问：中国如何看待美国重返亚太？你认为此举是否意在遏制中国的崛起并平衡中国在地区的影响？中国将如何应对？
傅莹：近年来，亚洲政治经济重要性不断上升，对外更具吸引力。美国是一个有战略眼光的国家，现在提出亚太战略“再平衡”，我认为并不奇怪。本地区国家对美国加大对亚太投入表示欢迎，希望能有助于地区的和平与繁荣。
但近来，对于美国“重返”，在本地区包括在中国可以听到不少疑虑的声音。美国“再平衡”主要体现在军事方面，到底针对谁呢？我注意到，美国已对本地区的关切做出了回应，在与亚洲的交往中增加了经济和人文内容。我们希望亚洲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能够得到呵护和加强。
本地区国家都很关心中美如何相处。虽然中美经济高度相互依存，但在美国似乎还是有人顾虑中国要与美国争夺世界主导权。中国的GDP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但中国人口众多，人均GDP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都难以达到较高水平，满足13亿人的物质文化需求仍然是中国政府的主要政策目标。就中国民众的心态而言，大多数人既无意主宰世界，当然也绝不想被人主宰。
中方提出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避免重蹈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对抗的历史覆辙，美方对此反应积极。中美可以首先在亚太实践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在这一地区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我们欢迎美方在亚太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愿与美方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就亚洲事务开展对话与合作。
但是如果美国一些人执意将中国视作威胁或竞争对手，中国怎么办呢？
我想，那会是一个比较麻烦的挑战，中国必须坚定捍卫自身利益，同时也要努力避免犯同样的错误，导致陷入战略竞争的轨道。不过美方已经反复申明，不以遏制中国为目的，而是要与中国合作。我们希望与美国之间能培养起在本地区信任与合作的关系，东盟在其中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