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政富涉嫌受贿案也于5月10日在重庆被提起公诉，在刘铁男被调查的消息公布第二天，雷政富案的进展再次强化了人们对微博反腐威力的印象。
微博反腐很像是反腐败的“人民战争”，动员面极广，参与者从理论上说可以视为“全体老百姓”。谁都知道，战争最后要靠“专业化的军队”去打的，但有没有人民大众的热情参与和支持，效果又往往完全不同。
中国反腐的“专业化军队”显然是纪检和司法机构，网络反腐再轰动，揪出的贪官掰着手指能数得过来。而中国各级纪检机构每年查处的腐败案件以万计。如果从数量角度看二者的反腐败效果，它们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但微博反腐的贡献如果只用揪出贪官的数量来衡量，就会造成严重的低估。微博反腐把全国人民分散的眼睛聚合起来，并且形成舆论压力，带来对腐败分子的强大震慑。
微博反腐表面上游离到中国的“体制反腐”之外，并且常常带着抱怨体制的情绪，但实际上它已是中国社会更大体制的一部分。中国互联网时代的现实在不断丰富和修正“体制”这个概念，我们对它的理解应从狭义向广义过渡。
尽管互联网上质疑重重，但政府对互联网反腐热情的回应是积极并且配合的。否则的话，大概就不会有刘铁男和雷政富被查处直至公诉。
往今后看，中国的反腐败只能是“一个体系”，纪检反腐同微博反腐必须是紧密的合作关系，而不能是相互竞争的两个部分。
纪检反腐的优势是专业、成体系，它的问题是过于神秘，与公众沟通不足。由于官方的整体公信力滑坡，纪检也受到一定牵连。纪检司法部门的每一次立案和调查都涉及一个官员的命运，事情性质的严肃性决定了这项工作的对外表态必须慎重。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微博反腐正相反，它从每一次曝光到形成热点和追究都是完全公开的，但曝光者的动机有可能带有社会反腐败公益之外的利益考量，而且材料的严谨性毕竟不如专业反腐的材料高，会掺杂一定比例的虚假内容。
纪检反腐和微博反腐有着明显目标上的一致性，以及手段和特征上的互补性。
中国反腐最终要走向更可靠的制度化，世界反腐做得好的国家没有哪个对互联网有如此深的倚重。互联网现象在很多方面都是触动中国体制的特殊过程，是体制更接地气的渠道。但是，互联网不大可能成为脱离现有体制的独立领域。
互联网信息的完整性和平衡性一直比较差，但它的特殊自由虽造成重重问题，却做了社会渴望的缺位补充，事实证明，对于“更自由的表达”，中国社会、包括官方有现实的需求。在官方主导的信息及司法等体系里，都需增加不被权力直接控制的内容。
让互联网反腐成为整个中国反腐新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像“并购”一样，能促成原有体系的能力升级等内在变化。互联网仍应保持它的“独立性”，这是它的价值之所在，国家反腐败大战略离不开这样的角色。
中国不大可能走向以内部大规模对立为基础的政治平衡之路，中国也不可能退回到由国家权力规定一切的时代。中国社会的弹性创造是一种独特的摸索。反腐败的官民配合最终能否畅通、制度化，或许可以看成中国改革在很多方面的试金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