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加坡社会治理的主要经验
（一）精英政治与大众民主相结合
精英政治与大众民主，是社会治理的两种基本模式。这两种模式各有利弊，精英政治容易导致“寡头政治”，大众民主又容易导致“民粹政治”。新加坡实行精英政治与大众民主相结合的“混合政治”的社会治理模式，“政治精英”以大众民主的方式获得广大民众的委托和授权，又接受广大民众的监督、罢免、弹劾。“大众民主”赋予了社会治理的合法性，而“精英政治”则提高了社会治理的有效性。两种模式紧密结合，既有助于提升社会治理的理性程度，又有助于防止“少数人的暴政”；既有助于强化社会治理的有效制约，又有助于防止“多数人的暴政”。
新加坡历经李光耀、吴作栋和李显龙三代政府，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英国自治邦时期）至今长期执政。无论是政府首脑和高级阁员，还是执政党领导团队，往往都是新加坡的“政治精英”，他们绝大多数毕业于西方名校，都是社会各个领域富有成就的知名人士。公务员的遴选从优秀中学毕业生开始，大学时期实行奖学金资助和国外留学安排；在行政协理阶段实行岗位轮转历练、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安排，逐级严格考评和提拔晋升。对公务员实行“MR4”高薪制度，每年从金融、律师、企业主和跨国公司高管等四类社会高薪群体中，每类选取4名最高薪酬者平均值2/3作为政府部长的基本工资，以此为基准逐级确定各级公务员薪酬，确保公务员成为社会高薪阶层。
新加坡“精英政治”建立在“大众民主”基础之上。新加坡实行议会共和制，议会为国家最高立法机构，政府由议会多数党组阁。议会每5年举行全国大选，年满21周岁的新加坡公民均有选举权。为确保议会中有在野党议员，议员分为选区直选议员、非选区议员和总统委任议员。为确保议会中有少数族裔议员，27个选区分作“单选区”和“集选区”，12个单选区由各党派推出1名候选人参加选举，15个集选区由各党派推出3-6名候选人集体参加选举，候选人集体中必须有不同族裔代表。由于大众民主的制度性保障，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以来始终不敢有丝毫懈怠。李光耀一再强调：“人民行动党政府一旦失去选民的委托，将会尊重选举结果，和平交出政权。”[2]为确保始终不脱离人民群众，人民行动党规定其议员每周必须有一个夜晚会见本选区居民，每两年必须遍访本选区选民住户。
（二）政府干预与市场竞争相结合
现代经济体系有两种调控社会经济运行的基本模式，一为“看得见的手”的政府干预模式，一为“看不见的手”的市场竞争模式。在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政府干预因为信息不足和扭曲，政策实行过程的认识滞后、决策滞后和执行滞后，以及寻租活动和腐败发生，进而导致“政府失灵”；同时，市场竞争因为产权不明晰、垄断所引致的市场竞争不足等不完全市场，外部效应、公共物品调节无能为力和公共物品消费“搭便车”，以及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等现象，进而导致“市场失灵”。新加坡将“两只手”紧密结合，既有效发挥了两种调控社会经济运行模式的优势，又相互弥补了各自不足，实现了两种机制的最优组合。
新加坡经济体制既有强烈的“政府干预”色彩，政府以拥有国家主权性质的法定机构和拥有控制权的政联公司（Government-Linked Companies, GLCs）两种基本手段控制经济命脉。同时，“市场竞争”又是新加坡基本社会经济制度，政府干预的主要领域仅限于涉及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居民收入“二次分配”领域；政府法定机构和政府拥有控制权的政联公司在经济活动中，严格按照市场竞争的基本方式运作，“市场竞争”仍然是新加坡社会配置资源的基本制度。根据世界银行（Word Bank）统计，新加坡的市场经济指数在全球排名长期名列前茅；根据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统计，新加坡的市场开放度和竞争力均排名世界第2。
（三）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相结合
新加坡是一个种族、语言和宗教多元的国度。新加坡总人口中，华人占74.2%、马来人占13.4%、印度人占9.2%、欧洲人与其他族裔占3.2%；新加坡官方语言分别为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新加坡总人口中，佛教达33%，以下依次为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和印度教，还有约17%无宗教信仰。
多元种族、语言和宗教的国家和地区，如何确保社会民众和谐共处，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保持政治稳定和有效治理，各个国家和地区多有探索和实践。有的国家和地区实行“文化认同”理论，即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为社会主流文化形态，倡导社会非主流文化形态认同社会主流文化，引导社会非主流文化形态融入社会主流文化形态；有的国家和地区实行“文化熔炉”理论，即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不分“主流文化形态”和“非主流文化形态”，倡导各种文化形态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一种超越任何单一文化之上的新文化。新加坡充分尊重本国社会发展历史、独特地缘政治和本国多元社会实际，实行“多元文化共处”理论(multiculturalism)，东西方文化相互结合，不同社会族裔共同分享多元文化和多样化社会，从而促进了经济发展，保持了政治稳定，确保了有效治理。
新加坡长期作为英国的殖民地，这是一个西方文化盛行的国度。从强调“个人奋斗”的社会价值观，到坚持政府为“守夜人”的社会治理模式；从尊重个人言论自由，到实行民众普选和权力相互制衡的政治制度；从以英语作为国家的“工作语言”，到民众盛行西方节日的生活习俗等等，都体现了浓厚的西方文化色彩。同时，新加坡位于东南亚腹地，华人占总人口约四分之三，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集体观念盛行，家国一体的社会意识强烈，尊老重孝的社会习俗浓厚，政治精英崇尚“父母政府”的治国理念，整个社会弥漫东方文化的色彩。1991年，新加坡政府发布《共同价值观白皮书》，鲜明提出新加坡公民价值观应是：“国家至上，社会优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人们评价：西方人看新加坡，这是一个东方社会；东方人看新加坡，它又是一个西方社会。
二、新加坡社会治理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长期执政引致的政治挑战
新加坡社会面临的政治挑战主要为：一是老一代政治精英退出政治舞台，留下巨大“政治真空”。在新加坡立国短短47年历史中，以李光耀为代表的老一代政治精英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无论是在确立新加坡治国、治党的理念和模式方面，还是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发挥新加坡“国际影响力”等方面，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然而，与李光耀同时代的老一代政治精英或因病去逝、或年迈退休，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新加坡在“后李光耀时代”能否产生可与李光耀一代比肩的政治家群体，不仅引发新加坡国内的高度关注，也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二是青年一代对社会政治模式和社会发展成就的认同感降低。在新加坡青年一代中，越来越多人将李光耀家族的巨大贡献和人民行动党的长期执政视作“威权统治”，将政府对经济命脉的控制视同“垄断经济”和“扼杀活力”，将政府对居民的全面社会保障和持续关怀，视作“政府应尽责任和义务”，甚至批评人民行动党“将新加坡当作一家企业来管理”，他们不像老一代人那样对政府和执政党怀有强烈的“感恩心理”。同时，随着信息网络时代到来，在富裕社会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逐步成为社会生活的骨干力量和最富活力的群体，他们具有更加开阔的国际视野、更为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表达诉求，他们不再将经济发展和GDP增长作为第一选项，他们更加重视民主、正义、公平地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加积极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政治人物的遴选，他们对政府行政效率的要求更加严格，对各级官员的批评监督更加严密。同时，随着新加坡社会经济的高度发达、民生问题的基本解决、社会福利的普遍实行，新加坡政府和执政党能够“惠及社会大众”的空间已经有限。由此导致人民行动党的社会声望和民众支持度持续下降，人民行动党推出的一些知名候选人遭遇败选。新加坡政府和执政党如何不断满足广大民众尤其青年一代政治参与的需求，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二）新兴国家崛起引致的经济挑战
新加坡和香港作为亚洲比肩而立的“金融双子星”，近年来，随着中国迅速崛起，无论是资金流动总量、金融活跃度和金融影响力，新加坡都开始落后于香港；而上海作为中国大陆的金融中心，在亚洲乃至世界的影响力也愈来愈巨大，又成为新加坡一个新的强劲竞争对手。同时，随着中东地区石油经济和贸易的强劲发展，海湾国家对新加坡国际航运中心、石油炼化与交易中心地位形成了严峻挑战，越来越多地分流了新加坡国际航运、石油炼化和石油交易市场的份额。
（三）人口问题引致的社会挑战
新加坡面临的社会挑战主要为：一是人口出生率长期处于低位，2011年度更是达到历史最低数值1.15，远低于人口自然更新的1.8%人口出生率。新加坡政府多年来力图改变这一现状，收效甚微。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2012年国庆演讲中，力促青年一代“努力造人”，恳切呼吁民众献计献策。二是新加坡人口出生率低下的同时，人口寿命不断增长并名列世界人口前茅，社会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已经成为新加坡又一个急迫的社会问题。
（四）世界格局变化引致的国际关系挑战
新加坡面临的国际关系挑战主要为：一是国际影响力下降。长期以来，新加坡利用世界地缘中的独特地位，以及美国对中国实施战略猜疑和遏制，新加坡在美中两个大国关系中，充当中间人角色，在缓和国际关系方面发挥了巨大影响力。随着中国迅速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迅速增强，以及美中两国战略对话机制的建立与巩固，新加坡在美中两国之间中间人的角色不断弱化，国际影响力相应也极大弱化。二是国际战略运作空间收窄。近年来，美国实施重返亚洲的战略，尽管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2012年初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表示：“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3]2013年初，即将卸任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发表告别演说时也表示：“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美中两国。”[4]然而，正是由于中美两个大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存在，使得新加坡曾经游刃有余的战略运作空间迅速收窄，如何平衡美中关系成为新加坡国际关系面临的巨大挑战。三是在中国台海事务方面的影响力降低。长期以来，新加坡三代领导人与中国大陆和台湾两地领导人之间保持密切关系，在缓和台海两岸关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台海两岸之间纵横捭阖、两面得利。2005年中国共产党与台湾国民党领导人在北京历史性会见，尤其是2008年国民党在台湾重新执政，台海局势迅速缓和，新加坡在两岸之间的调停、疏通作用急剧下降。随着两岸政治关系改善，2010年签署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两岸之间经贸往来不断增强，对新加坡与两岸之间的经济贸易也形成强烈竞争。
三、新加坡经验对我国社会治理的主要启示
（一）制度制衡是社会有效治理的基础
新加坡的社会治理，真正实现了将“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制度化民主选举，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于新加坡社会治理之上，使得新加坡政府和执政党始终置于社会民众的有效监督之下，确保政府官员和执政集团不敢稍有懈怠；公务员高薪制度，使得政府能够留住“社会精英”，确保政府行政的效率；议会选举制度，使得立法机构始终拥有不同利益集团和社会族裔的代表，确保了社会政治的公平；议员定期接待和访问选民制度，使得执政党始终保持民众联系、倾听民众呼声、反映民众诉求。
（二）服务民众是社会有效治理的根本
新加坡社会治理能够在立国短短47年历史中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人民行动党能够自1959年以来长期执政，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新加坡政府始终将“服务民众”作为政府行政的根本理念，人民行动党始终将“服务民众”作为执政的根本要求，全力关注民众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民生问题，基本实现了全社会民有其业、居有其屋、学有其教、病有其医、老有其养，做到了政府官员清廉、公共行政高效、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稳定，社会得到了全面而有效的治理。
（三）文化多元是社会有效治理的保障
新加坡社会有效治理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是，在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和多宗教的国度里，必须始终秉持“多元文化共处”理念，必须坚持不同民族、不同语言和不同宗教群体社会地位平等的政策，全力促进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努力实现各个族裔共同分享国家多元文化和社会多样化生活，全面推进文化繁荣、社会和谐和国家认同，全力保障各个民族、各种语言和各种宗教社会群体之间的团结与和睦，共同促进社会经济，共同推进社会文明，共同建设美好家园，共同实现社会有效治理。
（四）国有经济是社会有效治理的命脉
新加坡以国家主权性质的法定机构和政府拥有控制权的政联公司为两种基本表现形式的国有经济，前者如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新加坡港务局、新加坡航空公司等，后者如新加坡淡马锡集团、新加坡科技集团，这些国有企业基本控制了关系国家经济安全、保障国计民生需求、确保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主要产业，它们在确保新加坡社会经济发展、社会政治稳定、服务国计民生、增进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均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成为新加坡社会实现有效治理的命脉。同时，新加坡政府也大力支持和帮助民营中小经济实体的生存与发展，从而确保了社会经济的活力、社会就业的充分和社会财富的增长。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 李光耀.2009年9月3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讲话[N].南洋早报,2009-9-3.
[3] 习近平.2012年初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采访时的谈话[N].新华社,2012-2-13.
[4] 希拉里?黛安?罗德姆?克林顿(Hillary Diane Rodham Clinton).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发表告别演说[N].中国新闻网,2013-2-1.
（原载：行政管理改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