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仅在几天前，针对民间已传得沸沸扬扬的消息，两家地方政府都还在“辟谣”。对于此类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地方政府与其严防死守消息泄漏，甚至寻找各式“说辞”搪塞，不如有计划地将公众纳入到决策过程中，保障其知情权。
以杭州车牌限购为例。实际上，限牌的消息已在坊间流传了大半年，期间当地政府曾多次“辟谣”。就在2014年的杭州市两会上，杭州市治堵办的相关负责人曾明确表态，杭州公共交通体系以及路网建设尚不具备限牌条件，限牌“尚未提上议程”。
杭州市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26日对此解释，治堵办并未参与限牌政策的制定，因此不知情也属正常。若真如这位负责人所言，一个城市的治堵办尚不能为治理交通拥堵的相关政策发言，那是不是这个城市的机构设置出了问题？或是这个城市政府机构之间的协调出了问题？
其实，限牌这样的政策并不涉及国家机密，在发布之前并无必要这样紧紧地藏着掖着。信息不公开的后果只能是使少数提前获取信息的人从中获利、引起一定范围内的社会恐慌，从而降低政府的公信力。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周庆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政府应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之内满足公众的知情需求，有效规划并渐进式发布信息，避免‘突然袭击’造成恐慌。”
与车牌限购这一限制性政策不同，河北保定等地建设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属规划性政策。据周庆安介绍，此类政策的出台在国际上多有惯例，通常有一个行政规划或立法的过程，期间参与决策的主体亦多样化，非政府一家，并且不机械性地设置“期限”。
说到底，要避免类似的“谣言”再起，政府部门应好好研究如何进行重大信息发布，而这本质上要求政府做到行政透明和权力公开。（新华社记者王爱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