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50周年。半个世纪前的这场运动，用当时的用词来说，是“荡涤”了几乎所有的社会层面，意义相当巨大。
1977年，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宣布文革正式结束。但是，从那一刻起，如何评价文革，成为了中国上下极具争议的话题，直到如今。
文革当时的诉求是，资产阶级一定会寻求党内的代理人，这个代理人就是当时所称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这个论断在改革开放30年后，在总书记习近平的反腐败战役中，显然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验证。
当年发动文革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提出，文革是一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其实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共取得了专政的地位之后，如何防止腐败和复辟。现在看来，毛泽东的这个理论迄今有着现实的意义。专政取得的权力要是被寻租，后果不堪设想。
这也是为何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开始重新思考文革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中国国内和中共党内，存在着一种“一棍子打死”的“全盘否定”文革的思潮。他们似乎不希望实事求是地评价文革，而是将文革彻底妖魔化，甚至将文革作为了妖魔的同名词。仿佛文革就是罪孽深重。
多年来，很多学者以及民众，对文革进行了全面的深入的研究，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领域进行了研究，有的从反面，有的从正面，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文革的完整面貌。这种从下而上的对文革的研究，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理应加以鼓励。
但是，却有一些人，尤其包括一些所谓的学者，一听对文革有正面的研究，就觉得大逆不道，试图借助专政工具加以打压，甚至连唱几首文革期间创作的文艺作品，也试图动用公权力将之打压。这实在令人难以接受！
实际上，中共领导人对文革一直是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评价的。
当年发动文革的毛泽东，在晚年临终前，曾这样评价文革：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
他说：“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
毛泽东对文革提出了三分错误的论述，而且在他临终时，特地提出“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可见他是以非常实事求是的态度讨论文革的，尤其是错误部分。尽管对他的“三七开评价”是否赞同，但对他的这种有成绩有缺陷的评价态度，应当作为楷模，贯彻在各界对文革的研究中。
文革中遭到冲击的邓小平，在文革结束后也对文革作出了评价：
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中说：“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
他说：“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
邓小平对文革实际上讲了两句话。第一句是文革出发点是好的，但在实际过程中有缺点、错误；第二句是，评价文革，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现在不必匆忙去做，多花点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
邓小平作为文革受冲击者，并未将文革一棍子打死，而是肯定了其出发点，并认为需要时间才能充分理解文革，同时也表明应该总结其中的“缺点、错误”。这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中共现任总书记习近平，在就任后，也论述了中国建政后，两个三十年互不否认的观点。他的这个论述，虽然未必针对文革的，但却对毛泽东领导中国的时期，进行了总体上的肯定。
习近平及其父辈，在文革中也受到冲击，他本人还下乡插队。但习近平对自己插队经历从来没有反感过，而是视为人生的重要历练。这样的态度，值得所有人在评价文革的过程中，好好学习。
对于这一点，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2007年会见习近平之后曾对媒体说：“我会把他放在曼德拉那个等级，习近平的情绪非常平稳，他不会让个人不幸的遭遇影响判断，换句话说他非常杰出。”
所以，文革作为中国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应该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事求是的态度，厘清史实，绝对不能让任何所谓的结论先行。对文革的全面研究的成果，将是我们这一代人给历史、给后人的一个交代，马虎不得。（社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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