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多年来正在进行艰难的转型。
总理李显龙从2008年起，已经委派了两任财政部长负责新加坡经济社会转型的规划，一位是现任副总理、前财长尚达曼，另一位就是现任财长王瑞杰。王瑞杰前不久突然昏倒在内阁会议上，让各界大为震惊。所幸王瑞杰获得及时的治疗并康复。
但是，这一场虚惊并未缓解新加坡转型所面对的艰巨性。
新加坡上述两任财政部长，多年来都编列大量的预算，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一方面协助企业减少对外劳的依赖，另一方面让企业走向价值链的上游。
这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预算也在不断地演进，包括让企业购买电子产品、开设社交媒体或网上店铺，以及将工作流程自动化。
不过，多年来，新加坡的劳动生产率却没有提高。根据新加坡统计局的数据，2015年，新加坡的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为-0.1%；而2014年，这个数字为-0.5%。今年第二季的劳动生产率也比第一季下降了11.7%。
新加坡的劳动生产率能否提高，不但考验着政府财政津贴的有效性，更考验着新加坡能否走出传统的企业运作方式。
当然，新加坡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牵涉到广泛的层次，但企业及其经理人员的思维方式，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这里有个新加坡一家主要银行的思维方式，或许能部分说明问题。
小编在该银行的官网获得这家银行的一个企业银行业务的收费标准。其中针对中小企业的收费标准有两种，分别是Lite和Value。
这两种收费，前一种每年收费38新元，后一种每月收费38新元，相差达12倍。
前一种（Lite）的配套，电子转账费都是要收费的，例如自动扣款（Giro）每次要支付0.10新元，网上银行转账（FAST）每次都要收费5新元。后一种配套（Value），则允许每月200个免费自动扣款（Giro）和20个免费网上转账，但每月需要支付38新元。
但有趣的，这家银行却在这两种配套下，让企业每月免费开出30张支票。
换句话说，使用电子转账要收费，而支票则免费。
这让人大惑不解。
众所周知，签发支票需要人员亲自到银行投入支票箱，或者通过邮政寄到银行。银行需要派人收取支票，检验签名，经过内部交换，可谓是费时费力，劳动生产率很低。而使用电子付费转账，不仅免去企业人员来往银行或邮局的劳顿，也免去银行人员的大量人工。
可是，这家新加坡主要银行之一的大银行，却偏偏用收费“惩罚”使用劳动生产率高的电子付费，用免费来鼓励劳动生产率低下的支票。
新加坡的大银行的这种收费配套，显示新加坡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困境，其实就在企业人员的思维方式。可以这么说，要提高劳动生产率，首先必须换换企业经理们的脑瓜子，尤其是大企业主管的脑瓜子。
一组数据其实也说明了问题。彭博社报道，新加坡企业常常使用支票进行日常支付。新加坡的流通货币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8.8%，瑞典就只有约2%。2014年时，新加坡每人平均签下12.7张支票，瑞典则是相当于零。新加坡每年因此承担将近20亿新币的成本。
新加坡政府已经警觉到这一点。职能等同央行的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局长孟文能不久前表示，当局打算削减现金与支票在经济活动的角色，鼓励银行转用数字支付。
孟文能表示，新加坡目标要成为亚洲的金融科技枢纽；新加坡金管局正要求银行将票据密集交收的全部成本转嫁给客户，好鼓励他们使用数字支付。
孟文能这项宣示，似乎意味着，新加坡即将对上述银行那种打击电子支付的收费标准开刀。
政府将这么做了，但新加坡企业界的那种古板思维，其实才是新加坡转型的软肋。是否能得以迅速亡羊补牢，才是决定新加坡能否顺利转型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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