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开始担心保护主义的兴起之际，中国仍然继续寻求与东南亚国家建立关系。中国于2014年成为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而新加坡也在2013年成为中国最大的投资来源国。
然而，中新两国于2016年发生了一系列外交事件，包括南海问题立场、装甲车事件等，使两国关系急剧恶化。这使一些人开始担心外交方面的“政冷”，会不会延伸到经济方面。
汇丰集团总经理兼新加坡总裁柯胜民（Guy Harvey-Samuel）在《商业时报》便撰文分析道，在与中国合作方面，新加坡实际上占据了绝佳的位置。
文章指出，中国在去年9月举行的G20峰会所发布的最后公报便画出了恢复全球经济增长的路线图。其中指出，财政和货币协调、结构改革、以及多边贸易和投资的改善是非常重要的。
而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正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的方案之一。
“一带一路”连接中国与亚洲、中东、非洲、以及欧洲的60个国家，并旨在通过改善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金融和政策情况，从而推动贸易和投资。这些国家总计占据全球GDP的29%、以及全球人口 的63%。
文章指出，新加坡的基础设施需求、对外国投资的开放性、以及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良好记录，意味着他国会有兴趣参与新加坡的基础设施发展计划。
中国投资者在新加坡的商机
柯胜民指出，新加坡的外来投资就有部分是自中国。例如，中国在2014年的直接海外投资达1160亿美元，而新加坡则是其中的最大受益者。
他认为，这条投资管道依然强韧。
在2015/2016年预算案中，新加坡政府承诺将在未来5年中把基础设施支出增加一倍，并在2020年达到300亿新元。投资的重点将包括跨岛设施、裕廊和汤申地铁线、南北高速公路、樟宜跑道、码头扩建、巩固大士的港口设施、以及与马来西亚共同发展的高速铁路的部分成本。
柯胜民认为，中国公司肯定也希望参与这些项目，而这些项目也将以招纳分包商的形式开放给本地公司。
除了即时建设工作外，新加坡商业服务公司也将会在工程、施工、建筑结构和物流等方面享有参与机会。
他指出，新加坡经济发展局等政府机构也正在设立平台，为本地公司提供与更大的中国公司合作的商机。
在过去十年中，东盟经济的不断增长使其基础设施得到充分利用。但同时，这也到达了最大的使用限度。柯胜民认为，该地区的结构性限制已经到了能被忽视的地步。
中国可以将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大量技术专长带给东盟；反过来，该区域也可以为中国提供知识和经验的出口市场，此外还可以降低该地区的项目成本。
实际上，根据联合国“2014年世界投资报告”，东盟地区涉及中国公司、且总值达5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项目预计将在2013年至2017年期间完成。
新加坡的制度性优势
汇丰银行的研究估计，东盟中的6个国家将需要2.1兆美元的基础设施，但目前的支出趋势将只涵盖9.1亿美元。
为弥补明显的资金缺口，本地区各国政府正开始与私营产业进行合作，使其基础设施项目更能吸引外国投资者。
印度尼西亚就是一个例子。自去年7月上任以来，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便宣布了一项价值4550亿美元的五年计划，以升级该国的发电厂、港口和陆路运输设施。去年，印度尼西亚为基础设施建设的预算便达到了220亿美元，同比增长50％以上。
马来西亚公共和私人合作的需求也在增长。在其10年经济转型计划中，马来西亚希望吸引约4440亿美元的私营企业投资，包括马来西亚承担的高速铁路成本。
另外，越来越多的机构投资者对各种系列的产品都感兴趣，并正在通过私募和可转债，直接投资于东盟的基础设施项目。
柯胜民认为，在这方面，新加坡完全有能力成为资本供应和需求的区域枢纽。
新加坡在公共和私人融资、深层的资本市场以及项目融资方面的经验，意味着它可以为国际投资者与该地区项目建立联系，并成为端对端融资支持的重要金融中心。柯胜民指出，这同样适用于长期项目的融资和短期的重型设备需求。
另外，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也积极参与鼓励中国公司通过IPO上市、发行固定收益债券、开展兼并和收购、建立跨境基金管理服务以及其它资本市场服务，从而更多地融入到新加坡。
除了融资需求，新加坡金融服务业的成熟度和创新型外汇、贸易融资、资金管理以及风险管理解决方案的可用性在该地区是无与伦比的。因此，对于寻求在东盟内部开展“一带一路”项目的国际公司来说，新加坡是一个亮眼的地点。
新加坡也建立了一个充满活力和紧密连接的商业服务生态系统，并通过提供设计、工程、营销、法律以及监管方面的专业知识来支持区域基础设施项目。柯胜民指出，这就是世界银行选择在新加坡设立其全球基础设施基金的原因之一。
柯胜民也意识到，“一带一路”的全面影响还需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才会呈现出来。但是，他强调，其目的是认真的，同时也有了证明其初步影响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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