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报》5月23日发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学术主任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题为《主权？什么样的？》的文章称，曼彻斯特发生重大恐袭案——再度表明欧洲正在“以色列化”，即对城市平民的进攻威胁已经成为日常。欧洲人分属不同文化，但他们都想要平等的权利和资源。所以，单纯“向右转”解决不了问题，社会结构已复杂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英国不仅情报部门强大，他们在对抗各种极端分子方面也具备丰富的经验，但此次却无力保护民众免遭恐怖主义袭击，比利时、法国、德国的情形也是如此。只把责任归咎在“政府”身上并不公平——罪恶的源头已根植社会内部，欧洲社会还没有准备好应对21世纪的国际现实。
开放、去除边界作为主要（至少是这么说的）原则经受不住现实的考验。因此，调整迫在眉睫，而且，这种调整现在已经开始了。但是否会奏效呢？
我们不应把问题简单化，也不能像异见者那样对全球化进行全盘否定。
全球化本身就是西方奔放的救世主文明自然发展的产物。更重要的是，这一祸根早在上世纪中叶——殖民制度彻底终结的时候就已埋下了。
与其他国家相比，前殖民主义帝国现在面临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威胁更加严重。
帝国时期形成的宗主国与外围殖民地错综复杂的关系格局延续至今，只是变换了内容。
虽然前殖民地国家20世纪中叶获得了独立，但其中很多都不具备建设自主富裕国家的能力，这不仅导致它们想把责任归咎在“殖民”主人身上，还催生了这些人迁至文化相近的宗主国居住的愿望。后者曾经是受到鼓励的，因为二战后经济腾飞的欧洲对劳动力存在需求。这便出现了大规模移民，他们的存在导致在人手需求减少的那些年也会有许多移民流入，而异国文化飞地的存在成为各发达国家社会政治的新现实。所以，这种现象不是全球化造成的，但全球化确实令其雪上加霜。
欧洲主要国家的政治高层虽然几年前就承认外来人口一体化政策失败了，但有关替代方案的讨论一直没有提上议程。
政治情绪在变，支持收紧移民政策、居留条件的呼声越来越高。不过，第一，这项进程十分缓慢，且需要循序渐进——否则欧洲就无法运行。第二，这些措施解决不了移民群体已经存在的问题和移民内部关系的问题。
也就是说，问题早就从执法层面转入社会政治体制、组织原则和优先任务的层面了。这需要在政治层面作出重要决策。
时过境迁，氛围已变，尽管欧洲所谓的极右力量势头有所下降，至少欧洲和美国激起的风波成功得以平息，但他们的议程正在扩散。特雷莎·梅宣布英国两周后将举行议会选举，恐袭不会对投票产生任何重大影响——它只会壮大注定取得压倒性胜利的保守派阵营。特雷莎·梅之所以被称为强硬派政治家，恰好是因为她在担任内政大臣时对待移民的立场。
“英国脱欧”的支持者坚信自己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尽管其反对者可能存在质疑，但这个问题基本上已板上钉钉。
但是，限制措施解决不了问题。有关欧洲社会体制的讨论不可避免，即是否需要多样化的管理模式。恐怖主义只是令讨论更加尖锐的一个因素，实际问题要宽泛得多。重新主权化和向各国政府“归还掌控权”（英国脱欧的主要口号）的全球趋势提出了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现在主权是什么？要知道君主专制时代过去后，人民是主权的基础。过去欧洲人在社会属性上支离割裂，但文化上还是统一的。
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欧洲人分属不同文化，但他们都想要平等的权利和资源。所以，单纯“向右转”解决不了问题，社会结构已复杂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恐怖主义只是冰山一角，底下还隐藏着许多问题，它们能否解决，取决于未来的世界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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