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吴芳思是知名的汉学家、历史学家。她曾在大英图书馆中文部工作近40年，负责保管、整理中国典藏。其中，最珍贵的莫过于那1.4万件敦煌经卷，这大概是全世界所有敦煌经卷数量的三分之一。这个年近70岁的老太太因此也被称为英国“掌管中国历史的人”。
学习中文的挑战者
吴芳思的家很好找，门前有一小片竹林，门头挂着一条红纸做的游龙——这在伦敦市中心的富人区伊斯灵顿显得颇有些特立独行。正如在英国学术界，吴芳思也显得有些“另类”，是个不折不扣的“挑战者”：她怀疑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真实性，质疑宣称自己在中国生活17年的马可•波罗是否真到过中国。她一直在呼吁人们对那些习以为常的说法、理论再看看、再想想。
回想自己的一生，吴芳思说，也许她做得最“有挑战性”的事就是选择学中文，这个“决定了一生的命运”的选择，也始终让她感到庆幸。因为父母的影响，吴芳思从小就掌握了法语和西班牙语，她上中学时想选择一门“越难越好、越不同越好”的外语，并最终有些“出人意料”地选择了中文，并一直坚持到了大学。当时的英国，开设中文课程的大学只有牛津、剑桥等四所，牛津只有两名中文老师，吴芳思因此选择进入剑桥。“学中文学得非常努力，整天都在学。”吴芳思回忆大学的生活。
上世纪60年代末，“衰落”、“英国病”、“冷战”等主题充斥英国大学校园，大学生们都在忙着参加游行示威，而学中文的吴芳思整天学习发音、词汇、语法，根本没时间顾这些。她喜欢研究中国考古，爱抚摸中国的小陶器，学画上面的花纹。她的大学论文题自是《从商代以前的陶器看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关系》。吴芳思退休后仍笔耕不辍，“甚至比上班时还忙”，她即将在英国出版的是一本名为《中国那些伟大的书》的“书之书”向西方读者介绍60本她眼中的中国好书:《诗经》《浮生六记》《小二黑结婚》《毛主席语录》《干校六记》……
吴芳思觉得，中国人对英国文学的了解比英国人对中国文学的了解要多得多。她记得一次在上海坐出租车时，司机在读《福尔摩斯》，“看了又看，书都翻烂了”。吴芳思觉得，自己有责任把中国文学介绍给英国人。吴芳思曾两次到访“文革”中的中国，这一特殊经历让她对真实的中国与中国人理解更深。第一次是1971年，祖母去世后给大学刚毕业的吴芳思留下250镑。她因为有这笔钱，再加上会说中文，于是被允许参加了“文革”开始后到中国的第一批英国“革命青年代表团'和“一些非常‘左’的英国学生”同行，在中国待了一个月。
1975年，吴芳思再次到中国，在北京大学学习一年。那时的生活条件很艰苦。“洗澡只有一个淋浴头，得和20个朝鲜的女学生合用”。但在吴芳思眼中，北京与中国还是有一层挥之不去的浪漫色彩。她喜欢中国人对不同颜色的命名——“绯红”、“杏黄”、“绛紫”，这些命名在她看来，简直是“好到难以置信的描述”。
敦煌经卷的守护者
“文革”结束给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专家去西方硏究机构学习的机会。回到大英图书馆工作的吴芳思继续有机会和中国人接触。那时，大英图书馆已经开始了对敦煌经卷的研究。100多年前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莫髙窟用14块马蹄银换走了这批在洞窟密室中偶然发现的经卷，从此它们就成了大英图书馆里的珍宝。经卷记述的内容从前秦到南宋，涉及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极为珍贵。国学大师陈寅恪曾感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谈到敦煌经卷，吴芳思的话明显多了起来。她总说自己很幸运，能在过去几十年里天天守护这些宝贝。吴芳思在大英图书馆最主要的工作是带领她的团队完成了这7000份完整经卷和7000份残卷的整理、归控及部分电子化，这让她很自豪。“打开它们需要极其小心，吴芳思说，“有时候，你轻轻抖动这些纸页，听到那迷人的声响；就像是听历史的声音。”吴芳思向来对纸张着迷。她管理的图书馆藏品中就有世界上现存最早有纪年的雕版印刷书籍、1100多年的《金刚经》以及1634年印制的《十竹斋书画谱》等珍品。
敦煌经卷中，最早的纸张诞生于约公元400年，那之后1000多年，欧洲人才造出第一张纸。敦煌经卷中，除佛经外，还有税单、合约等文件，通过它们，吴芳思看到中国一千多年前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让她对敦煌这个位于丝绸之路南北路分界点、将这条东方贸易之路推向辉煌的重要城市一往情深。
中西交流的牵线者
吴芳思在她的《丝绸之路：亚洲中心的两千年》一书中，详尽描绘了丝绸之路的兴衰，追溯这条西方人笔下浪漫又危险的道路。吴芳思认为，即使是在今天，“去中国”在一些西方人的心目中还是一项成就与壮举，“就像他们去的是月球”。中国独特、遥远、浪漫，与西方如此不同，一方面吸引人，另一方面又显得无法穿透。“今天，我也不认为西方对中国的了解与历史相比进步很多。”吴芳思说。她反感仅仅因为两国意识形透不同就盲目指责中国人权问题的英国人，认为他们应该想想北爱尔兰年不停发生的爆炸，看看自己的人权状况如何；她鼓励西方人不要因为汉字是非拉丁字母文字就先入为主地认为中文难学，认为学者更应该通过学习汉语了解中国。
吴芳思曾邀请多位中国敦煌学专家来英国共同研究敦煌经卷，并负责他们的饮食起居，对他们关怀备至。她说，当年斯坦因去敦煌时，他的助手就是一今识字、但不懂佛经的中国官员，正是他与不认识中国字、但却多少知道佛经中的一些词句的斯坦因合作，才让敦煌经卷得以重见天日。
“某种意义上说，从发现敦煌经卷时起，中国人就在与外国人合作吧。”吴芳思说。她同意把斯坦因称为“强盗”，只不过是一个“愿意和其他人分享这些经卷的强盗”。吴芳思主动谈到经卷的归还问题。表示如果能保证这些经卷能得到悉心俱护并向所有人开放，她自己不会舍不得归还。“我为拥有过保管它们的特权感至自豪，但如果一个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觉得这些经卷只属于他自己，这是件危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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