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时报》网站7月1日刊发弗雷德·卡普兰的文章《一个古怪的机构如何改变了现代战争和现代生活》称,很少有人听说过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局(Darpa),但是这个五角大楼的小机构产生了一些不仅对现代战争,也对现代生活有影响的创新性发明:“土星”火箭、隐形飞机、武装无人机、生物反馈体系以及最重要的——互联网。
不过,Darpa还发明了一些最具灾难性的科学和战争的混合物,包括橙剂(这种脱叶剂导致数千美军以及越南无数平民残疾),它还有很多把整个地球作为巨大实验室的项目,但是从未通知住在地球上的人。新出版的《战争幻想工程师——Darpa的隐秘历史:改变世界的五角大楼机构》一书的作者莎伦·温伯格是《外交政策》双月刊总编,之前也曾撰写或共同撰写过关于这个军事科学部门的书。她追踪了这个机构的盛衰,它“混合了天才和平庸的官员”,“其中的傻瓜、机会主义者和商人”推销疯狂的想法,常常还能签到合同去实现这些想法。
起于美苏冷战
文章称,这个机构的前身是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建于1958年,是在苏联以“斯普特尼克”人造卫星击败美国之后,为了把美国送入太空而成立的。不到一年时间,新的机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承担了这项任务。因此,ARPA“努力寻找新定位”,从而转向了逐步升级的越南战争。热衷于镇压暴动的约翰·肯尼迪总统拨款成立了ARPA战斗发展与测试中心,实施了“敏捷项目”。该项目由威廉·戈德尔领导。戈德尔是资深间谍,在20世纪40年代帮助招募了前纳粹火箭科学家,后来陆续在国家安全局和五角大楼特别行动理事会担任多个职位。
用温伯格的话说,戈德尔把ARPA转变成了“完全古怪的”想法论坛,但是它总能获得拨款,因为这些想法“大胆,且在科学上吸引人”。其中包括通过大规模催眠控制越南村庄的计划、听觉狙击手探测系统、由数千枚核炸弹爆炸而提供燃料的星际太空飞船,以及击退来袭苏联导弹弹头的磁场等等。
文章称,温伯格(从戈德尔的女儿那里)获得了戈德尔未公开的备忘录。她在本书中把戈德尔描写为“比其他任何ARPA官员都更重要的”推动力量,他“塑造了这个机构的未来”,同时也是一位有趣的人物。他的房子里装满了似乎从“007”詹姆斯·邦德的Q实验室里拿出来的小器械。他提着装满现金的手提箱全球旅行,还曾因此于20世纪60年代受到与欺诈相关的指控被判入狱5年。离开ARPA之后,他到了东南亚。
兴于怪人奇思
文章称,这本书除戈德尔之外,还介绍了一批古怪的人。包括尼古拉斯·克里斯托菲洛斯,一个浮夸的希腊人,他的想法“从科学上来说是可行的,但是需要技术上的奇迹才能实现”,他的人格魅力源于“丝毫没有意识到他提出的概念是令人震惊的”。还有赫尔曼·卡恩,一位核战争战略家,他可能是电影《奇爱博士》中博士的原型,他提议在西贡(即现在的胡志明市——本报注)建一圈护城河,阻挡越共成员。后来担任Darpa主任的安东尼·特瑟告诉温伯格,这个机构最好的项目经理人“内心都有成为科幻作家的渴望”。
不过,写科幻作品的渴望能导致像互联网这样的发明。举例来说,特瑟启动了“Darpa大挑战”,促进了无人驾驶车的出现。回想起来,当武装无人机或大脑控制假肢首次提出来时,谁能判断它们是不是像本文嗤笑的很多幻想一样是“愚蠢可笑”的呢?
温伯格写道,Darpa成功和失败的关键似乎是因为它“在雷达的背后”行动,“不受常规官僚监管的阻碍,不受科学同行审查的限制”。在15分钟的会谈之后,跨国电脑网络——即互联网的雏形——就获得了首笔100万美元拨款。
技术与战争的反思
文章称,那是在1965年,当时这个机构稳稳位居五角大楼精英机构行列。后来,它不再受欢迎,进一步边缘化,从而失去了活力和自主权。在最后一章中,温伯格惋惜目前的Darpa只关注“技术问题”,怀念它“试图理解社会本质以及叛乱起因的日子”。不过,贯穿她书中的主题是一种错误看法,即认为技术可以赢得全面战争,以及“把国家看做活体试验台”的“傲慢”。
文章称,在最后几页怀旧内容中,她指责“将科学技术用于战争”让战争“更加吸引人”,并“让美国陷入了永恒战争中”。这是一个令人信服的指责,值得专门著书论述,不过用来形容这个机构有些夸大。Darpa发明了武装无人机,但是就像她所指出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它才进行大规模生产和使用。她认为:“这个机构缺席了过去十年的国家安全辩论。”她不确定这个问题究竟是好还是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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