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网站7月18日发表中外对话网站高级研究员张春题为《中国海洋战略的眼下与远方》的文章称，中国是地球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过去30年里，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都位于东南沿海，而现在，决策者更是把目光投向了蓝色的大海。
文章称，2017年5月，中国发布的《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的海洋战略和生态治理思路，这是海洋重要性提升最直接的标志之一。中国的沿海省份和城市已经开始专门为了海洋发展而编写五年规划。官方数据显示，2006年到2010年，包括海洋渔业、海运等在内的海洋经济占全国经济总量的十分之一，但在沿海11省占比却高达近六分之一。而在这些规划中，诸如“建设海洋强国”、“保护海洋权益”、“拓展蓝色经济空间”等概念也一一登场，显示出海洋的重要性已经获得了官方话语体系的承认。
海洋“十三五”更重生态治理
文章称，2012年9月，第一部全国性的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出台，海洋经济重要性的提升开始引人关注，同样引人关注的还有中国政府对近海环境退化的担忧。此前多年，由于沿海湿地开发、入海河流污染等原因，中国近海环境质量持续恶化。中国将海水水质分为四类，其中只有一类和二类海水适合人体接触，比四类还差的海水已经是没有用的脏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显示，严重污染海域面积（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直到2016年仍在12%到17%间波动。除了海洋污染，过度捕捞也导致近海渔业资源大幅减少，许多传统渔场消失。
文章称，比之“十二五”规划，海洋“十三五”规划更重视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新规划明确提出“加强海洋环境综合治理”，“综合”意味着今后陆地经济活动也将越来越多地受到海洋环境容量的制约。此外，海洋“十三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要从2004年的50%提升到70%，大陆自然岸线（指未经过围填海、人工岸堤建设等破坏的岸线）保有率大于35%。而这两项量化目标是整个规划中仅有的约束性目标，将与官员政绩挂钩，而且这也是海洋“十二五”规划中所没有的。一系列管理制度也将浮出水面，例如重点海域排污总量控制制度、近岸海域水质评估考核、海上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这显示出中国政府治理近海环境的决心。
生态红线从陆地延至海洋
文章称，生态红线也许是中国近年环境治理领域最重要的新制度之一。现在，这一红线从陆地延伸到了海洋。在海洋“十三五”规划中，包括辽东半岛、渤海湾、海南岛等多个海洋发展区都提出了建立海洋生态红线制度的目标。所谓海洋生态红线制度，是指将有保护价值的海域分为禁止和限制开发的两类，其中禁止开发区域内将禁止一切与保护无关的工程建设活动。例如，山东省渤海海洋生态红线区的禁止开发区域就不仅包含现存自然保护区，还包括了计划建立的保护区。在限制开发区内，重要的河口区域将禁止采挖海砂、围填海、设置直排排污口等活动，河口的入海淡水量也设置了底线。
文章称，海洋生态红线制度早在2012年就在部分地区开始试行。2016年，全国适用的海洋生态红线划定标准出台。不过，生态红线制度至今还没有进入法律，所以并非强制要求。
开发深远海兼顾效益和责任
文章称，世界自然基金会高级政策官员高莹认为，中国治理海洋污染的雄心一定程度上也是源于其对经济上升空间的需求，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感受到环境对经济的制约。相较因污染和过度捕捞而受到限制的近海经济，此前中国较少涉足的深远海也许具有更大的开发价值。
文章称，在总体布局中，海洋“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了扩大对深远海空间的拓展。这包括：未来5年内将初步建立南北两极区域的陆、海、空观测平台，同时将开展深海生物资源调查和评估，推进深海矿业、装备制造和生物资源利用的产业化。近年来，中国在南极资源环境保护中的角色也受到期待。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法学院高级讲师刘能冶提到，中国当前在南大洋从事的捕捞业和极地旅游业发展迅速，若能有效规范捕捞和旅游行为，对于南极可持续管理将具有积极的意义。
文章称，中国的远洋捕捞业也发展迅速，并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06年开始的远洋渔业补贴，推动了远洋渔业的快速发展，远洋捕捞渔船数量从2007年到2014年增长了近45%，中国也不断建立完善与国际渔业管理相适应的标准化捕捞日志、渔船船位监控、签发合法捕捞证等监管措施。此外，中国在海洋治理上的角色和影响也日渐凸显。今年5月，中国在1983年加入《南极条约》后首次主持主办了条约缔约国年会。
文章称，随着中国对海洋权益的重视，势必也将承担更大的海洋治理责任。高莹认为，大国历来都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且中国领导人也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上高调承诺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所以中国无法绕开海洋可持续发展这个问题。她相信中国会在全球海洋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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