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影响长期发展势头
1997年7月开始的亚洲经济危机，此前经济运行良好的泰国、韩国、印尼等国经济因货币暴跌和内需减退，遭受巨大损失。
对发展趋势有什么影响呢？我们观察了货币危机后亚洲人均实际收入的变化。首先令人震惊的是，作为亚洲领头羊的日本在泡沫破灭以后地位下降，反之，中国从最贫困国家快速晋升为排名靠前的中等收入国家。这是东亚地缘政治变动的最大原因。
其他国家和地区基本维持了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长期趋势。新加坡和香港的收入大幅度上升，台湾和韩国也以较快的速度超过日本。不过，需要留意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近年来出现减速。而马来西亚和泰国的情况是，虽然经济仍在增长，但速度放缓，可以说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再之后是收入只有缓慢上升的印尼和菲律宾以及越南。
亚洲货币危机基本没有改变这些长期趋势。1997年前后很多国家出现了短暂的上升和下降，但后来出现了恢复。日本的下降和中国的跃进与货币危机和2008年雷曼危机似乎没有关系。因此，决定各国盛衰的是其他因素。可以得出结论，亚洲货币危机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只不过是短期冲击。认为这场危机让东亚型发展模式破产的论调是不切实际的。
新技术促成弯道超车
那么，决定各国潜在增长率的是什么？笔者认为各种政策奏效的最根本原因是民间经济的强大和政府政策能力两个方面。
官方和民间都强大的经济才能维持高增长率。反过来说，如果双方都不行,经济发展就比较困难。如果只有一方强大，恐伯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比起采取何种政策来，实行这些政策时的政府贤明和民间企业反应的好坏更能决定一个国家长期的命运。面对这一事实，政府需要做的是，不断学习，提高政策质量，在民间企业较弱的时候，出台进一步政策刺激民间经济。这并非不可能，但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要实现经济增长，除了像以前那样发展制造业之外，现在又加入了新的游戏，围绕产业的状况比以前更加多样和复杂。
以前，日本、台湾、韩国等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轻工业、电子组装、汽车、机械等产业转移到亚洲各国，这种雁阵型经济发展尚未结束。
尤其对于中等收入以下国家来说，离不开要学习技能训练、品质管理、基础产业培养等，日本还可以对这些国家进行指导。反过来,在劳动力供给、技能传承方面，日本也需要它们的帮助。越上游的国家，提高技术创新活力就越是课题。
然而，近年来,与这种序列清晰的产业转移不同类型的、由信息技术支撑的产业开始兴起。比如说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融合金融和信息技术的金融科技、共享经济等新领域。这些领域比拼的是独创思维和构建新网络的奇妙与速度,其发展未必依赖精雕细琢型的制造技术历史。因此，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弯道超车领先发达国家。与在IT领域已成为发达国家的韩国、研发预算大幅增加的中国相比，被限制手脚的日本已经明显落后。
不应只注重物质富裕
亚洲很多国家面临着发展带来的新问题。虽然这并非亚洲货币危机的主要原因，但在危机后日益明显。
第一个问题是国内的贫富差距问题。亚洲既有在高速增长时期实现收入平等或保持平等的国家，也有不平等化或解决不了不平等问题的国家。作为优等生的前者在进入成熟期之后，又在遭遇新的贫富差距扩大。如果放任这一问题，不可避免地会激化社会矛盾。
第二个问题是少子化老龄化日趋严重。在这一问题上，日本是老问题，台湾、韩国、中国大陆也较突出，东南亚各国在数十年之后肯定也会出现同样的社会情况。那些“未富先老”的国家，该如何支撑将来的社会福祉和医疗负担呢？对这些国家而言，问题比日本还要严重。
除此之外的问题还包括环境污染、人口过度集中、贪污腐败、代沟、劳动力的国内外流动等。这些因经济发展、社会变动而产生的各种现象出现在了亚洲各国。尽管表现方式因各国的发展阶段和社会结构而有所不同，但却可以称得上是亚洲共同的课题。
除了原来的追赶型产业竞争，一些复合情况开始覆盖亚洲。其中，日本已经不再是亚洲单独的领导者。但这未必是坏事。一味与中国竞争，在经济和商业指标上死守第一宝座，对国民来说反而不见得是好事。
作为积累了很多经验和智慧的成熟国家，日本应该将生存方式、不只追求物质富裕的提升社会质量的方式传授给在经济方面追赶日本的亚洲邻居们。这才是亚洲货币危机后日本该做的事情。只有这样，日本才能在亚洲乃至世界确保新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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