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新社7月17日刊发“今日俄罗斯”国际通讯社观察家罗斯季斯拉夫·伊先科的文章《量人不量己：美国是如何一边干预他国选举，一边指责他人的》称，只有美国允许自己公然用武力干涉他国的选举进程。结果，这种政权失去了通过赢得人民信任等内部手段来维持权力的能力。
文章称，针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之子小特朗普的信息战不断发酵。小特朗普一场与俄罗斯律师纳塔利娅的会面几乎变成了叛国行为，后者只是试图用废除《马格尼茨基法案》的话题来试探未来可能的总统团队（她在美国积极从事这项工作已经至少3年）。
文章称，这场针对特朗普总统的行动发生在联邦调查局局长候选人克里斯托弗·雷表示愿意调查乌克兰干预美国大选之后。显然，雷的声明是特朗普团队的举动，旨在回应众多关于特朗普在大选中得到俄罗斯帮助的指责。
美欧都曾介入别国选举
文章称，美国大选早已成为过去，而民主党和共和党团队不顾美国政治传统，仍在不停地相互攻讦。有鉴于此，应该先搞清楚，谁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干预了他国选举，这种干预又是否合法。
文章称，任何对国际政治稍有关注的人都能举出不止一个某国企图影响他国人民自由意志（比如选举、全民公决）的例子。欧洲国家就曾积极阻挠土耳其官方人士对居住在欧盟的土耳其人进行宣传，以防他们支持埃尔多安提出的宪法修正案。
欧盟和乌克兰试图说服荷兰人支持关于欧盟联系国协定的全民公决。欧洲政客在美国大选期间进行了反对特朗普的宣传，乌克兰则试图用黑材料攻击特朗普团队的成员。
这都是近一年半以来发生的事。还有更久远、更不怀好意干涉他国选举的例子。比如，2012年，美国和欧盟要求弗拉基米尔·普京放弃竞选俄罗斯总统。2014年，在选举前支持率不超过1.5%的彼得罗·波罗申科在第一轮选举中以接近56%的得票率击败了所有对手，而最先宣布这一消息的竟然是美国驻乌克兰大使。
文章称，这些例子足以说明两种最常见的影响他国选举结果的方式。第一种是绝对合法的，即外国政治家为自己青睐的候选人摇旗呐喊，或者贬低不喜欢的候选人。谁也不能阻止一个主权国家的总统或总理表达自己的观点。
美国曾经表示：萨卡什维利将把格鲁吉亚人带上民主之路，尤先科将让乌克兰与欧盟接轨，普京打算恢复苏联，尽管这些说法很草率，却是合法的，是在向本国人民表达自己对他国发展前景的一种看法。
文章称，俄罗斯领导人所采取的做法则更加巧妙。所有人都知道外交部和克里姆林宫的标准辞令，当被问到在外国选举中更支持哪位候选人时，它们总是回答：莫斯科尊重当地人民的选择，将与任何合法代表共事。这样一来，表面上就与外国竞选运动划清了界限。
然而，从俄罗斯媒体对外国候选人外交构想的公开评论中可以明显看出，谁更受俄媒和专家界的青睐。然后，相关国家驻莫斯科的官方媒体就会把这些信号传递出去，在竞选期间，还会组织俄罗斯领导人会见克里姆林宫青睐的人选。
鲁莽干涉常常适得其反
文章称，就像下国际象棋和打棒球一样，俄美合法干预他国选举的办法不同，但都能影响选民的意识，只是效果有差别。美国的鲁莽干涉常常适得其反。选民对大洋彼岸的训诫反应消极，美国不喜欢的候选人反而获得比干涉前更多的选票。
然而，美国在干涉他国选举时是合法和非法手段并用的。在两百年前，这是通行的做法。
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只有美国（还有欧盟，但只是以美国小兄弟的身份）允许自己公然用武力干涉他国的选举进程。在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少数例子中，“选举”是直接由美国武装力量举行的，他们扳倒不喜欢的领导人，把“正确的人”推上台。
文章称，更常见的干涉是以政变方式进行的，这其中既有颜色革命，也有企图在土耳其干掉埃尔多安那样的传统政变。
因此，美国的合法干涉不需要精妙的战略。大家都清楚，如果无视华盛顿的“推荐”，就会招来国内“第五纵队”或武装力量的暴力干涉。
正因为如此，近10年来，除了俄罗斯，只有少数国家敢于对美国安插的人说“不”。叙利亚和伊朗在这条道路上取得了成功，但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文章称，暴力干涉不仅损害了选举结果的可信度，还降低了受美国扶持政权的声望。结果，这种政权失去了通过赢得人民信任等内部手段来维持权力的能力，进而向美国求助的胃口也会越来越大。以美国和西方支持为表现形式的外部合法性需要弥补内部合法性的不足。
文章称，在只有零星公开干涉的情况下，“客户政权”相对不多，西方的权威不容置疑，这种机制可以顺畅运作。但一旦西方模式失去无条件的魅力，亲西方政客在正当竞争中将无法获胜，颜色革命和传统政变就成为惯用手段。那么这些“客户政权”就会沦为黔驴技穷的西方的累赘，它们的作用也会趋近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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