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8月27日刊发题为《谁赢得了冷战的胜利》的文章称，《全球冷战》一书提出，冷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涉及全球的冲突，远远扩大至两个超级大国国境以外的地区。同时该书还提出了一种引人思索的说法，即未来的历史学家很有可能不那么重视冷战，因为他们所处的有利地位将使他们更注重亚洲经济力量的起源，或者太空探索的开始，或者天花的消除。
知识界的“集体幻觉”
文章称，2005年耶鲁大学历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出版了著作《冷战：一部新历史》。《纽约时报》和《外交》双月刊都刊登了热情洋溢的评论。为数不多的不同意见者包括纽约大学的历史学家托尼·朱特，他已于2010年逝世。朱特反对伊拉克战争，而当时这么多知识界人士（包括加迪斯）都加入了那场集体幻觉，以为小布什能够也应当会使中东民主化。
朱特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栏目中提出：“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写了一部美国的冷战史：从美国的角度，讲述美国本身的经历，以让很多美国读者最感愉快的方式写就。”尽管加迪斯在冷战时期的著作才华横溢，柏林墙一倒他就成了美国必胜主义者。他对苏联的经历没有什么理解，最过分的是，他甚至并不太在意两个超级大国给当时所谓的第三世界带来的巨大苦难。加迪斯认为，这造成的结果就是，冷战成为“一个尚需讲述的故事”。
冷战影响波及全球
文章称，有了奥德·阿恩·韦斯塔的新书，这个故事现在讲出来了。韦斯塔的《全球冷战：对第三世界的干预和我们时代的形成》获得班克罗夫特奖。正如书名显示的，《全球冷战》提出，冷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涉及全球的冲突，远远扩大至两个超级大国国境以外的地区。
他的新书把这种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视与对大国更传统的强调融合起来，以更大众的读者而非学者为对象。他在书里提出一种引人思索的说法，即未来的历史学家很有可能不那么重视冷战，因为他们所处的有利地位将使他们更注重亚洲经济力量的起源，或者太空探索的开始，或者天花的消除。
文章称，韦斯塔从这里走过每一个重要节点，直至苏联1991年解体。他用不同的章节讨论了印度、中国、中东和拉美，并且概括了理查德·尼克松的外交以及肯尼迪、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的统治。
韦斯塔的判断是，一旦纳粹德国这个共同的敌人被消灭，美苏之间发生某种冲突就不可避免。他写道，“两国领导人一直把对方看成敌人，从1917年俄国革命开始就是如此，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更早”。他把冲突归咎于双方，这体现了他贯穿全书的审慎态度，但他并没有失去道德判断的能力。斯大林决心控制东欧尤其是波兰，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与英美友好关系的解体。但是，他写道：“是遏制使战后冲突变成了冷战。”美国不愿意承认苏联传统的影响圈，更不用说把对方当作一个值得同等尊敬的对等强国。
文章称，与此同时，亚洲经历了迅速的去殖民化。美国和苏联都坚决反对传统的欧洲帝国主义，尽管他们在自己的地区也行使帝国主义强权。加上前殖民强国陷入穷困，这意味着亚洲国家可以更自由地追寻自己的命运。当然，在日本和韩国，这些命运取决于占领者，占领者按照自身的形象塑造他们的社会。
一个国家只有通过迅速工业化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国家。这种政策有明显吸引力：在深感落在后面的欧洲边缘国家，以及中国、韩国和越南等欧洲以外的国家，迅速工业化似乎的确是前行的方向。
韦斯塔之前的一本著作研究了中国自1750年以来的外交政策。他对这个主题的精通明显体现在“中国的灾难”一章中。其价值不仅在于讨论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打赢了对国民党的内战，而且在于简明扼要地提醒人们，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因为什么、以怎样的方式土崩瓦解。
文章称，就本书而言，有关印度的一章也同样尖锐。这个在冷战历史中往往被忽视的国家曾经是不结盟国家的领袖。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是进步论者，决心要让新独立的祖国真正独立。这当然激怒了美国人，在他们看来，任何与苏联的友好都是对他们的敌意。韦斯塔总结说：“尽管做了种种努力，即便像印度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也无法彻底脱离这场全球冲突对本国政策的影响。”
美国以救世主自居
文章称，冷战的必胜主义者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有害的影响。从罗纳德·里根的军力发展和侵略调门结束了冷战这种观点到美国可以重建中东这种幻想之间可以划一条直线。小布什政府里新保守派占据的突出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种普遍的看法，即他们在冷战中正确看到美国的力量可以实现怎样的变革。虽然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的共和党初选中以美国孤立的谬见反驳了美国全能的谬见，这种以救世主自居的特征在共和党以及民主党部分成员身上仍然相当明显。当这种特征不可避免地再度出现，麻烦也将随之而来。戈尔巴乔夫曾经说：“我们都输掉了冷战。”如果一方认为自己是胜者，那可就引来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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