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洛伊解读者网站1月24日刊登题为《印度致力于东盟义务有中国因素》一文。作者为奇蒂格杰·巴杰帕伊。文章摘编如下：
1月26日，在印度第69个共和国日纪念活动期间，印度将招待东盟领导人嘉宾，说明新德里重视与东南亚的关系。
2014年，纳伦德拉·莫迪政府将印度大肆吹嘘的“向东看”政策更名为“东进”政策，预示着印度对该地区采取较积极主动的策略。“向东看”政策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是重新面向东南亚，重新与之接触的总体计划内容。即将到来的印度-东盟纪念峰会标志着印度与东盟结成对话伙伴关系25周年，结成首脑级关系15周年，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
考虑到实施“向东看”/“东进”政策以来的政治变革和全面结构改革，事实证明这项政策极其有力。期间，印度经历了多届政府，虽然它们的意识形态倾向各不相同，但是这些政府都继续支持这项政策以及“以东盟为中心”的原则。
结构层面，苏联解体和印度1991年的外汇危机促使印度实行经济开放政策，进一步与充满活力的东亚“虎”经济保持接触。此后，中国崛起为日益显著的地区角色，成为地区供应链和跨国生产网的核心。但是，无独有偶，虽然发生了这些变化，印度仍然重视东亚，视之为向东发展关系的一部分。
印度在“向东看”/“东进”政策背景下坚持以东盟为核心的原则，它所依据的理由是什么？答案是中国。在印度-东盟关系的关键时刻，始终存在着一个潜在的焦点：中国在该地区的所作所为。包括：
1996年，印度获准加入东盟地区论坛。此前，印度未能在两年前论坛成立之初与中国同时加入。
新德里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于2003年，紧随中国之后，开始与东盟进行自由贸易谈判。
2005年印度成为东亚论坛的创始成员。论坛的目的是冲淡中国的影响力。
这些局势变化表明：印度无时无刻不与东南亚保持来往，其实是一种潜在的愿望，渴望跟上中国的步伐，或是效仿中国，防止出现以中国为核心的地区秩序。甚至出台“向东看”政策的初衷也与潜意识里对北京向东南亚的外交进军感到焦虑有关。
实施这项政策的第一个十年，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由于与中国相比，印度在抑制外资流出的蔓延效应和货币贬值方面措施有限，在东南亚国家看来，印度已降为二等国家。这就导致了后来出现了把印度排除在外的地区新论坛，比如“东盟+3”论坛和货币交换协议《清迈倡议》。
与此同时，东盟对印度1998年的核试验相对保持了沉默。东盟上世纪90年代末进行了扩张，接收柬埔寨、缅甸、老挝和越南为成员，这也使中印关系更加令人关注，因为东盟与印度和中国都接壤。
实施“向东看”政策的第二个十年，印度与美国和日本的关系都出现缓和。它们与印度一样，支持东盟在地区结构中的核心地位。这些局势变化都是催化剂，加强了印度在与东盟保持接触时考虑了中国因素。
诚然，涉及印度-东盟关系的公开声明，即使提及中国，也仍然微乎其微。偶尔提及，通常也是用大体温和的语言描述中国的作用。但是，随着莫迪政府谋求制定较为强硬的对外政策，包括挑战中国坚定自信的地区行为，印度在这方面逐渐发生了变化。
最近有迹象表明印度的地区接触政策正日益超越东盟范围。印度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双边、三边和多边机构的成员。最近的例证就是印度参与恢复了昙花一现的四方倡议。东南亚经济体作为地区增长引擎的重要性也在下降。
在此背景下，印度致力于东盟义务反映了它的抱负：希望构建一个堡垒，防止出现以中国为核心的地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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