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基于对华“301调查”报告，美国将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涉及金额约达600亿美元，涵盖千余种产品。特朗普这一对华贸易保护措施，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招致美国经济界的批评和担忧。在经济国际化、自由化的形势下，美国为何逆势而行、执意加强贸易保护？又为何针对中国挑起贸易摩擦？回顾20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经频发并不断升级的日美贸易摩擦，从中或可找到答案。
美日摩擦伴随日本经济崛起
二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增长，日本与美国之间于1955年在纺织品领域首次出现贸易摩擦。1965年，日本对美贸易开始出现顺差，1968年日本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随之日美贸易摩擦日益增多。这一时期，日美之间的贸易总体上是垂直关系，日本尚未对美国构成明显的竞争，日美摩擦没有受到更多关注。
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大国的地位不断巩固，美国在一些领域受到挑战，日美贸易摩擦趋于频发并不断升级，摩擦的领域从纺织品逐渐扩大到钢铁、家电、船舶、汽车、半导体等。特别是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后，日本节能省油的汽车对美出口大幅增长，1980-1984年，日本对美出口在其总出口中的比重上升到35.2%，四年间提高11个百分点，加之里根政府实行高利率政策，导致日本对美贸易顺差急剧扩大。
在这种情况下，日美在汽车领域的贸易摩擦愈演愈烈，美国开始将汇率作为缓解贸易收支失衡的手段。1985年9月，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达成“广场协议”，日元兑美元汇率被迫大幅升值。与1984年度相比，1986年度日元升值50%以上，1988年度升幅高达90%。当日元升值难达预期效果后，美国继续打出一套组合拳：
（1）1988年出台新的贸易法，启用“超级301”条款。1989年老布什执政后，在对日钢铁、汽车、半导体等贸易摩擦中，都曾动用过该条款。
（2）要求日本解决美国产品的市场准入问题，开放农产品、高技术产品、服务业等市场。
（3）迫使日本进行制度性改革，1989年日美开始“日美结构协议”谈判，就经济政策、制度及企业行为等进行磋商，促使日本在流通体制、商业惯例等方面进行开放性改革。
进入上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经济陷入长期低迷，产业竞争力下降，日美贸易摩擦逐渐消退。然而，美国在全球贸易摩擦中的角色并没有改变，其对外贸易收支逆差的状况依然持续，有所改变的只是摩擦对象的更换。
美国施压驱动日本产业升级
为应对日美贸易摩擦，日本采取了一些措施。
一是对美出口实行“自律”。战后日本对美经贸依存度不断上升，每当日美出现贸易摩擦时，美国时常抓住日本这一“软肋”对其施压，双方有关纺织品、钢铁、彩电、汽车等领域的摩擦，多以协商、日方对美自主限制出口得以缓解。
二是加快出口产品升级换代。面对摩擦和竞争压力，日本加大对技术和产品的研发力度，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产品更新换代，以降低生产成本，保持出口竞争力。1965-1986年度，日本投入的研发经费增长18.8倍，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1.6%升至3.2%，增幅显著高于美国，并且超过70%来自民间企业，日本企业不断有新产品出口到美国。
三是扩大内需和从美国进口。上世纪70年代以后，在出口和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情况下，日本对外贸易政策总体上从“奖出限入”转向振兴出口、自由进口。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实施有节制的扩大出口、鼓励进口政策，减少进口限制的种类、关税率等，简化通关手续。日本对美进一步开放彩电、汽车市场，签署牛肉、橙子贸易自由化协定，修改《大店法》以放宽流通领域的限制。
四是通过直接投资绕开贸易壁垒。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五次实行资本自由化措施，从限制对外投资转向适度发展。日本对美直接投资日趋活跃，丰田、马自达等企业纷纷在美投资建厂。到1984年度，日本对美直接投资在其整个对外投资中所占比重达到1/3，不仅绕过美国的贸易壁垒，有助于缓解日美摩擦，也带动了对美贸易。
以上措施，一方面抑制了摩擦领域的日本产品对美集中大量出口，减缓美国相关产业的压力，同时增加对美进口，缓解日美贸易收支失衡状况，客观上促使日本经济朝着内外需协调、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推动了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及产业结构升级，更新换代的新产品不断进入美国等市场。
美挑起摩擦损人更害己
美国对日挑起贸易摩擦，在一段时期内给日本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比如，日本相关产业和企业的生产、出口显著减少，尤其是生产品种单一、出口地集中的企业遭到致命性打击，乃至出现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等情况。当日本政府采取妥协性措施时，时常会有其他贸易伙伴要求日本“一视同仁”，索要给予美国的类似条件，使摩擦带来的影响和损失扩散。
当然，美国也难以独善其身。首先，摩擦中最大的受害者是美国广大的消费者。限制日本产品进口，使国内消费者的商品选择余地减小，难以享用到质量高、实用性强的日本产品。其次，美国国际形象受损。从本国利益和需要出发、在经济低迷时挑动贸易摩擦来转嫁国内矛盾，是美国惯用的伎俩。伴随战后日本经济的崛起，美国不断挑起对日贸易摩擦，同样也暴露出其自私的本性和霸权主义。
日美贸易摩擦对美国最为长期的影响是，被保护的产业更加缺乏竞争力。如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所指出，“依赖保护的产业在碰到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相对没有办法很快调整适应”，容易陷入恶性循环。在日美贸易摩擦的演进过程中，美国非但未能阻止日本经济的进一步强大，反而让本国的产业竞争力趋于下降，经济地位下滑。到1980年，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从1955年的40.3%下降到23.3%。
中美之间不会历史重演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崛起，中美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经贸摩擦日益增多。与当年日美贸易摩擦相比，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似有类似之处。其一，美国凭借自身的优势地位，单边挑起摩擦并频频施压。其二，贸易收支不平衡是美国挑起摩擦的表象原由，实则是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其三，美国动用各种手段，却未改其贸易巨额逆差之势。其四，美国将经济问题人为政治化，意在打压和牵制崛起中的对手。其五，摩擦演化的背后是技术竞争。此次特朗普对华挑起贸易摩擦的矛头指向中国高科技产业。
由于国情、人口规模、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所处时代不同，与日美贸易摩擦相比，中美贸易摩擦具有新的特点。
其一，贸易规模和相互依存度较高。目前中美贸易额已达5800亿美元，相当于日美贸易摩擦时期双边贸易额的数倍乃至数十倍。在经济高度国际化、自由化的新时代，中美经贸关系相互融合，中国不仅是美国主要的进口来源地，也是其大豆、飞机、汽车等产品的主要出口地。
其二，美国对华挑起摩擦的借口更多、措施更严。中国在经贸规模、高科技发展、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均处于上升势头。与鼎盛时期的日本相比，中国是美国眼里更大的“战略威胁”。美国对华采取的限制性措施更多样，也更严厉。
其三，中国通过对美直接投资缓解贸易摩擦的作用受限。随着中国经济、科技的快速发展，美国不断加大对中国投资的审查力度，经常以“国有成分”“国家安全”“知识产权”等为由，阻止中国企业进入美国。特朗普政府很快将出台有关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的设限方案，中国对美投资会受到更多限制。
其四，摩擦对美国企业及全球产业链的影响远超以往。战后的几十年里，日本引进外资少，1989年度外国对日直接投资额为28.6亿美元，仅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额的1/24，日美贸易摩擦对美国企业的影响较为有限。中国改革开放后鼓励“招商引资”，外资企业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美国对华贸易中的很大部分是美国企业的关联贸易，一旦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发生贸易战，会影响到美国波音、通用、苹果、耐克、沃尔玛等大企业，也会波及复苏中的世界经济。
其五，中国应对摩擦的准备更充分、应对能力更强。特朗普执政后，一直强调“美国优先”，贸易保护趋势增强，屡次以“贸易收支失衡”“知识产权”等为由敲打中国。尽管中国一直不想卷入其中，但早已做好各种预案和应对准备。中国拥有远大于日本的市场和发展潜力、对美出口产品具有可替代性、对美国也不像日本那样存在同盟和依附关系，加之外部市场日益多元化、“一带一路”建设稳步前行，为中国应对贸易摩擦提供了回旋余地和空间。
美日“贸易战”教训深刻
从日美贸易摩擦的演变及其与中美贸易摩擦的比较中，可获得如下启示。
第一，出口导向型政策不利于经济稳定发展，市场过于集中会直接诱发摩擦。受出口导向型政策及产业结构升级、贸易自由化等影响，日本出口贸易不断增长，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贸易收支呈扩大态势。美国是日本最主要的出口市场，1985年日本对美出口在其总出口中的比重高达37.1%。日本大量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给当地产业造成冲击从而引发摩擦。可见，在促进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同时，也需要扩大内需和进口，使内外需协调发展，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第二，特有的商业行为、惯例会引发纠纷，条件成熟宜主动开放市场。在日美摩擦中，美国经常指责日本市场封闭、流通体系繁杂、交易方式独特等，使外国企业和产品难以进入。经贸摩擦带来的成本未必小于市场开放，并且在外压下进行的调整和开放往往要付出代价。因而，有必要健全和完善相关法规政策、标准化及认证体制，努力与国际通行规则相接轨，并随着产业的成长适时开放市场，提高贸易投资的便利化程度，减少非关税壁垒。
第三，研发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缓解摩擦，加强自主研发十分重要。日本对研发的大量投入，促进了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提升了产业结构和产品竞争力，弱化了原有摩擦点。但需要注意的是，二战后日本大量引进美国技术，将之改良后开发出更实用、更具竞争力的产品。随着日美贸易摩擦升级，日本富士通、日立、美能达等大企业都因专利纠纷而遭到美国企业起诉。引进和模仿技术存在弊端，强化知识产权意识、大力加强自主研发十分重要。
第四，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规避贸易壁垒和摩擦，但需理性规划、充分调研。在日美贸易摩擦升级、日元大幅升值的背景下，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企业出现对美投资热。其中，不乏盲目投资现象，如三菱地产收购美国洛克菲勒中心大厦、索尼收购哥伦比亚影片公司等并购案，挑动了美国“民族主义”情绪，在“泡沫经济”崩溃后蒙受巨额损失。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日益扩大，在规划和实施投资战略时，企业需要做好充分的实地调研，招揽国际型人才，建立风险评估机制。
第五，妥协未必可以防止摩擦升级，还可能引发其他贸易对象跟进效仿。日美出现贸易摩擦后，一般是双方进行协商，美国对日施压或采取单边制裁措施，日本被迫对美自主限制出口或开放国内市场。在纺织品、钢铁、半导体、汽车等领域的摩擦中，日本都曾做出过让步，而结果并没有阻止摩擦升级，时常还会有其他出口对象向日本提出与美国类似的要求。
第六，摩擦的解决需要双方共同努力，美国也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尽管美国对日动用各种手段迫使其减少出口、开放国内市场，但日美贸易摩擦并未得到有效抑制，这表明仅靠顺差方的努力无济于事，美国也需要从自身寻找原因。美国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指出，美国贸易收支逆差从根本上讲，是由美国国内储蓄率过低以及消费引起过度进口所导致。因此，美国要彻底解决贸易收支失衡问题，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本国产业及产品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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