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回声报》网站6月4日刊载题为《西方人的悲观主义，一项政治挑战》的文章称，很多西方国家出现的混乱和政治失序多是由对未来的悲观态度导致。皮尤研究中心指出，60%的西方人认为如今孩子的财务状况比不上他们的父辈，而且大部分欧洲人觉得下一代的条件会更差。如果套用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的话就是，西方人认为当代青年的唯一未来就是孤独、贫穷、污秽、野蛮的漫长人生。
三种悲观：接受现实、焦虑和愤怒
文章称，受悲观情绪感染的主要是经济领域的输家和那些害怕会成为下一批受害者的人，是为前途担忧的青年和怀念青春的长者。
文章称，悲观主义者不再相信进步；但如果不再相信进步，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情绪，就是害怕改变。
文章认为，悲观者可以分为三种。
文章称，一种是接受现实。这类悲观者常见于中右派，当前处境不错，但担心未来。他们认为颠覆体制不可能或者说是不符合期待，不得不接受可预见的越走越狭小的前途。这类政治家们满足于处理这种相对可以容忍的衰落。
文章称，另一种是焦虑。这类悲观者常见于中左派，对未来更担心，但对限制了衰落的最大负面影响感到满意。他们同意要多一点投资，对低增长带来的微薄收入进行更加公平的分配。但他们越来越担心技术变革和全球化。这类政治家试图放缓技术变革的速度，限制全球化的范围。他们想让西方的衰落变得更易接受。
文章称，最后一种是愤怒。这类悲观者普遍赞同民粹观点，认为经济被操纵、政客腐败、外来人危险。他们不想管控衰落，而是想毁掉现状。他们支持那些只是为了让别人吃苦头而试图实施双输方案的政客。
文章认为，所有这些悲观者都有一个特点：他们没有行得通的方案。接受现实的悲观者和焦虑的悲观者执着于改变的风险和困难，而不考虑不作为的风险，尤其是民粹主义抬头的风险。愤怒的悲观者则认为可以在保留现有体制优势的同时推翻这个体制。
采取行动：生产、创造和公平保障
文章称，西方的相对衰落几乎不可避免，但经济问题却不是这样。接受现实的悲观者和焦虑悲观者倾向于选举那些回避艰难决策的政府（比如德国的大联盟），而愤怒悲观者则让形势更加严峻（比如投票支持特朗普上台和英国脱欧）。
文章称，现实可以有另一番图景。只要政治领导人解决悲观的根源，西方政治生活就会越来越光明。
文章认为，安抚和激励选民首先是一项政治挑战，而非技术官僚挑战。但必须制定雄心勃勃的政策，把分享的蛋糕做大，分配方式更加公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西方政府或许尤其需要注意：
——更加刺激生产力的提高，因为生产力提高是改善生活的基础。促进投资可以在短期内提振需求并在长期内提高生产能力。为新研究提供资金，为获得风险资本的途径创造便利，采取适合的调控方式。
——鼓励创造价值，打击价值掠夺。放宽对发展的限制或许能减少房地产投机并让城市获得发展，创造就业，增加经济适用房的供应量。
——给每个人更多的机会并增加社保福利。应该让每个人感到自己是参与变革的一分子而且不会在风险前退却，必须让大家掌握新技能适应劳动的变化，获得体面的收入并享受良好的社保系统。必须提高实际工资。现代化社保系统应该为独立工作者提供更多安全保障。
文章称，一项好的经济政策虽然不能解决所有社会和文化问题，却能帮助西方摆脱恶劣的悲观主义并恢复对自由和进步政策持开放态度的乐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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