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正在大张旗鼓地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依据是40年前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但很多人认为，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实际上，去读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以及邓小平在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都没有“改革开放”四个字出现，尽管邓小平在讲话中，已经有了“改革”的字眼。
实际上，实际上，邓小平的讲话不但没有提出“改革开放”，其讲话标题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全会公报宣布，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日前，法广刊载了前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政治秘书、前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前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等职务的鲍彤先生的谈话，表达了对十一届三中并非改革开放七点的观点，并透露了更多的细节。
下面是法广中文网对鲍彤先生的专访：
陈云一番讲话改变了11届3中全会的原定基调
法广：中共中央11届3中全会被普遍看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但您不赞同这种说法，几年前您就提出：11届3中全会并不是一次改革开放的大会，请解释一下您的观点？
鲍彤：11届3中全会在1978年（法广注：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召开以前，邓小平和华国锋决定要团结一致向前看，不要向后看。是这样一个组织（基调）。所谓向前看，就是搞建设，也就是四个现代化，这是华国锋同志上台以后提出来的。不要向后看，意思就是不要提文化大革命。这是会议的基调。如何证明这一点呢？我们可以从《陈云文集》里看出来。
陈云当时是一个一般中央委员。在讨论过程中，陈云有一个讲话。他说，中央决定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这是很正确的。过去的事情宜粗不宜细，我们不要提了，这也是中央的决定。问题在于有些问题太大，到底怎么回事，中央得有个说法。他于是提了，我忘了，大概是6个或是7个问题。比如第一个问题，他是这么说的：彭德怀同志的骨灰到底葬在什么地方，大家知道不知道？东北组的人都说不知道（他是参加东北组的讨论）。他（陈云）说：是啊，彭德怀同志还是共产党员，没听说中央做过开除他出党的决定啊。他还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不葬在八宝山呢？大家都说：是啊，为什么不葬在八宝山呢？他还提出一个问题：四-五天安门事件到底是个什么问题啊？他说，四-五天安门事件据说是反革命（事件）。怎么会是反革命呢？当时的理由是他们哀悼周（恩来）总理。哀悼周总理怎么算是反革命呢？后来又说四-五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是因为他们要求邓小平出来（复出主政），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怎么算是反革命呢？这个问题得说清楚啊……他说，像这样的问题太大，中央不表态，我们地区上的工作不好做。恐怕这些问题需要谈谈吧。就这样，他又谈了一些别的事情。比如，（陈云在1938年的时候担任中央组织部的部长），有些人说陶铸同志有什么问题，他（陈云）说，陶铸同志坐牢的历史是清楚的，有什么问题？……
法广：您的意思是说，原来会议的基调是向前看，不向后看，但陈云在讨论中提出，过去的问题不解决也是不行的……
鲍彤：他说，过去的问题不解决，全党的认识不统一，而要解决，必须中央说一句话：中央不说活，叫我们怎么办呢？！他就这样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意思很清楚，就是陈云主张要向后看，要回顾，要把过去的是非说清楚。那么过去的事非要说清楚的是什么问题呢？那就显然牵扯到文化大革命，而且还牵扯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这些问题都要说说清楚。
他在东北组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当时发生一个问题：他在东北组发言，当时大概分成八九十个小组，别的组不知道陈云到底讲了什么。当时的大会秘书长是胡耀邦。胡耀邦主张将大家说的话都印成简报，哪个小组发言，别的小组也可以知道。这样一来，陈云的发言就传到了所有其他小组。这一下子就开了锅了，沸腾了。本来，如果陈云不说这番话，因为邓小平与华国锋已经建议要团结一致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大家都知道这个意思就是不要算老帐。现在陈云一算老账，大家都说，陈云同志可以算老账，我们为什么不能算老账呢？！于是所有的组纷纷响应，都提出了各自关心的问题，这样一来，情况就起了变化。
法广：就是说陈云的讲话改变了11届3中全会原定的日程……
鲍彤：对。整个11届3中全会最后讨论得最热烈的、用的时间最长的，是讨论过去，而不是讨论将来。是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向前看只要一句话：大家团结一致搞建设。这一句话就够了。向后看就产生了无数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的这个案件对不对，那个案件对不对，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庐山会议对不对，那个问题对不对，文化大革命中审查干部，这个叛徒事件对不对，那个历史问题怎么办……都发生问题了。这一下整个会议就变成向后看的问题了。
会议掀起了怀疑共产党、怀疑毛泽东的高潮
法广：那从这个角度说，是不是11届3中全会其实不是一个启动和制定改革开放路线纲领的会议，它之所以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是一次转折，是因为它决定对过去曾经发生的事情做一个评断？
鲍彤：对。是这样的，按照原来的意图，过去的事情都不要提，现在变成过去的问题要提，而且成为会议的中心题目了，会议的主题就变了。接着马上发生一个问题：华国锋接受了陈云提出的意见，要求北京市委重新考虑四-五事件。北京市委于是做出了一个决定：平反第一次天安门事件！本来毛泽东说第一次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北京市委做出的决定说，第一次天安门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等于平反了四-五事件。
四-五事件一平反，老百姓就知道了。本来（中央）会议上的事情老百姓不知道。当时三中全会还没有开，这些还只是预备会、准备会议，叫中央工作会议，不是三中全会，但是是为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召开以后，会议主题变成了讨论党的历史错误了。其中由于北京市委就北京天安门事件公布了一个决定，就让全国老百姓都知道了中央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做了改变，从反革命事件变成革命事件了。这样，老百姓也就在会外发出响应：这个问题改得好，那么别的问题怎么办？都发生问题了。这样一来，全国政治生活就引起了非常热烈的一个热潮：讨论党的历史错误。讨论党的历史错误最后引起了大家一个共同的要求，要求改掉毛泽东。所以后来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中央可以议论党的历史错误，那么地方各级党委有没有可能讨论？也可以讨论啊。党内可以讨论，老百姓可以不可以讨论？也可以讨论啊。可以讨论政治事件，是不是可以也讨论其它问题呢？比如，可以不可以讨论大跃进？可以不可以讨论人民公社？都可以讨论了！是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共中央是被动的，邓小平和华国锋是被动的。
我必须补充一句：邓小平当时不在北京，邓小平以为他和华国锋提出了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就大局已定，不会有什么不稳定因素了。他因此出访了，去新加坡，去马来西亚，等等。所以，三中全会之前的准备会议开始的时候，邓小平不在国内。他回来一看，形势已经大变，不知道该怎么收拾。邓小平本来在离开北京的时候，交待胡乔木，告诉他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因此要讨论怎么大干快上，要求胡乔木为他写一份发言。邓小平一回来，胡乔木就把那篇发言稿送给邓小平。我听说，邓小平看都没有看，就把文章放在一边，说现在这篇不行了，要重新写。就找了胡耀邦，说另外找几个人，重写一篇稿子。后来大概就找了于光远等人。这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文章，而不是不是此前胡乔木起草的稿子，也就是不是邓小平原来意图的内容，基调完全变了，变成了：要发扬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变成：要让大家讲话、让大家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这些名言就是这么出来的。如果邓小平不把主题改了，那么中国的第一号人物就是陈云，而不是邓小平了！
法广：是不是可以说整个11届3中全会的关键节点在于提醒全国上下重新审视历史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放下了一个文革历史问题的一个包袱，才使中国后来可以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
鲍彤：对。但是要说清楚，为什么我认为11届3中全会不能说是一次改革开放的会议？因为，大家可以重新看看11届3中全会的公报，公报里根本没有改革开放这四个字！11届3中全会只是告诉大家：党是有错误的，毛泽东是有错误的，大家是可以讨论的。因为大家可以讨论，因此群众就说，我也可以讨论，我也可以动自己的脑子，我也要改掉毛泽东。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就是要改掉毛泽东。如果没有这一条，根本改不掉毛泽东：凡是毛泽东讲的都是绝对真理、都是宇宙真理，那还有什么改革好说呢？！所以，我直接的证据就是请大家看一看11届3中全会的公报，看看公报里面有没有改革开放这四个字。如果没有这四个字，那就说明11届3中全会不是改革开放的起点，但是它为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就是：毛泽东是有错误的，共产党是有错误的，这些错误是应该改掉的，因此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发表自己的意见，就是不光是共产党的领导是否正确，而是群众所关心的一切问题，大家都可以发表意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1届3中全会可以说是掀起了怀疑共产党、怀疑毛泽东的一个高潮，从这里面才派生出来了改革开放、改掉毛泽东这样一个要求、一个全国性的潮流。
改革的主体不是党，而是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
法广：如果说改革开放当时在11届3中全会上并没有顶层设计，但后来中国40年来改革开放的成绩也是不可否认的，可以不可以说改革开放其实不是一个单一的由上至下过程，而是上下互动的一个结果？
鲍彤：是这样：就改革本身来说，改革的主体，很清楚，是要求摆脱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的制度这样一个潮流，就这股潮流来说，就产生了各方面的改革，因此改革也好，开放也好，它本身不是顶层设计出来的，恰恰相反，是顶层失去了控制，群众自发地要求改掉毛泽东思想、改掉毛泽东制度，在这里面，农民提出农民的要求，工人提出工人的要求，城市提出城市的要求，农村提出农村的要求，那么私有制就出现了。否则中国根本没有私有制。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刚回到北京的时候，1977年，已经没有一个私有制（单位），连修皮鞋、剃头都是国有的，一个剃头摊子，摆一个脸盆，都挂一面旗子，叫国营理发！后来为什么出现私有、出现个体、民营了呢？这些本身都不是顶层设计出来的，是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是群众已经风起云涌地要活！要找出路。共产党有没有出路给他？共产党不能给他就业，没法让他当干部，没法让他进机关工作，也没法让他到工厂里来，所有工厂都在亏本，工厂不招工。怎么办？自谋生路！这就出现了私有制，如果没有私有制，没有私有经济，后来的改革，一个字都谈不上。所以我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改革的主体是谁？不是党，改革的主体是中国人，是中国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不愿意被一党领导捆住手脚的人。所有的改革意见，都是要改掉毛泽东的要求，而不是要加强毛泽东领导的要求。后来把这些问题说成是：改革开放第一条经验就是加强党的领导，这很滑稽，是完全违反历史真相的。如果当时就有顶层设计，就什么都没了。当时，像农村的包产到户、城市里私有制的出现等都是大逆不道，都是颠覆社会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都是与毛主席唱反调。按照当时的传统，是应该镇压的，而不是支持。但是，因为群众的要求如此强烈，就发生一个问题，党内很多共产党员也跟着群众一起。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是中国人，他们也不愿意做奴隶，他们也要提自己的要求，所以这部分共产党员来参加改革开放，与其说是作为党的领导人来领导改革开放，不如说他们是作为人民的一部分提出自己的诉求。
小资料（根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资料整理）
1978年11月10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出访新加坡、泰国等地，会议由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主持。
1978年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分组讨论中发言，提出需要解决一些文革遗留的和历史遗留问题，平反一批重大冤假错案。
11月14日，经中央批准，北京市委宣布对1976年因参加四-五天安门事件而受到迫害者，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反击右倾反案风以及涉及党的领导人的一些已经查明的重大错案平反。
12月13日，邓小平作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为后来召开的11届3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2月18日-22日，中共11届3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为彭德怀、陶铸举行追悼大会，为他们恢复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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