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8年12月10日,是联合国颁布《世界人权宣言》70周年。北京为此举行了一次旨在纪念的座谈会,习近平发去了贺信。习近平的贺信与10年前时任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所发的贺信明显不同。中国在“人权”议程上似乎逐渐形成了新的话语体系,其对西方“人权”指责可能会出现由守到攻的态势转变。
习近平的贺信表示,“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秉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
在2008年北京举办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座谈会之时,胡锦涛所发贺信延续了中国在“人权”话题上的一贯主张,提及中国人权事业在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强调了人权中“生存权”、“发展权”等。
相比之下,习近平不仅囊括了胡锦涛的表述,其上述说法更提出了一整套的“人权观”逻辑体系,其内容包括“和平、发展、公正、正义、民主、自由”,以及“尊严和权利”,途径是“同各国人民一道”,方法实践及目标则是“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
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宣讲习近平的贺信后也作出表态称,“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权观,为新时代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黄坤明还表示,“广大人权理论研究工作者要深入研究和总结中国人权发展的新实践新认识,提炼出具有说服力、感召力的人权概念、范畴和表述,努力建设富有中国特色、具有世界意义的人权理论体系,真正使中国人权话语变成世界人权话语”,“要有效引导国际人权舆论,对那些在国际上攻击、抹黑我人权状况的言论,要敢于发声亮剑,驳斥不实之辞,坚决维护我核心利益”。
分析人士认为,从习近平到黄坤明的这些讲话可见,中国未来可能会在“人权”话题上采取更具进取性的姿态,扭转在面对西方式“人权观”指责时的被动和守势。 凑巧的是,当前正在发生的一起国际性事件,恰好成为中国在人权话题上发力的一个支点。
例如在12月1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就孟晚舟被捕事件答记者问时表示,“现在媒体上已经有一些披露和细节,孟女士在被拘押的过程中,包括对她采取的一些不人道的措施,包括对她提供必要的医疗保障方面的措施,根本就没有到位。我们认为这是不人道的。” 与中国一些官媒的评论相比,陆慷的说法已经相对克制。
《环球时报》的社评文章称,“在未经审判定罪的情况下,给孟晚舟女士戴上用于重刑犯人的刑具,直接将她作为重刑犯人对待,是对其基本人权的践踏和对其人格的侮辱。”
文章还透露,“孟晚舟今年5月份做过去除甲状腺的手术,且有高血压,需要每天按时服药。然而加拿大的拘留所没有给予她目前身体状况所需要的照顾。” 西方大多是发达国家,也被普遍视为人权状况相对理想的地方,但是由孟晚舟事件来看,显然并不完美。而且,由于近年来西方经济发展乏力,中产及以下阶层民众生活水平改善有限,贫富分化加剧,外加移民、难民的涌入产生的新矛盾,动荡与暴力成为常态,人权环境正在恶化。
当然,“人权”归根到底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概念,每个人和国家或许都有自己的解释权。中国的“人权观”明显不同于西方式的“人权观”。
胡适说“争取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取国家的权利”。同时,维护国家的权利也是保障个人的权利。如何维系个人人权与国家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关系、权重平衡,是中国和西方在人权话题上共同面对的问题。(多维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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