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冲击传统媒体营收已是全球现象，但在中国大陆，停刊或衰落的是市场化媒体，为党喉舌的党报近年来收入反而增长了。研究指出，随着市场化媒体收入大减，它们的批判色彩也越来越淡。
2019年元旦前后，北京晨报、京郊日报、黑龙江晨报等10余份报纸停刊转型。
曾任南方周末记者、现为传播研究者的方可成11日在网络发表专文，引用广州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王海燕和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教授史巴克斯（Colin Sparks）的研究论文分析上述现象。
在中国，传统媒体大多以报业集团的形式出现，通常是围绕一份党报发展起来，同时拥有至少一家市场化媒体。
党报或市场化报纸都是国有媒体，但是市场化媒体一般拥有更大的报导空间，是出品调查报导的主力军，而党报则更多充当喉舌作用。
研究指出，尽管市场化媒体不是完全独立自主，但曾有的商业成功，是它们抵抗政治压力的重要本钱。 2012年成为这个现象的分水岭，这一年开始，市场化媒体广告收入急跌。
一家市场化报纸的资深编辑回忆说，10几年前，当他们的报纸在商业上非常成功的时候，政府官员都是以商量的语气和他们说话：“能不能暂停一下这组批评报导，明年再做？”而现在，指令则是命令式的：“不准做！如果做了，就处罚！没有商量余地。”
研究认为，市场并没有成为中国新闻业和政府力量对立的砝码，反而促进了媒体管制的加强。因为，一些报纸为了新辟财源，转向提供市民服务，而这些服务大多是和政府机构合作的，媒体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近，导致批判性色彩越来越淡。
至于党报为何在网络冲击下收入不减反增，这份研究指出，这是因为党报拥有了多种新的收入来源，包括：各地政府为党报提供了直接的财政补贴，特别是发展新媒体项目来攻占网络舆论；地方政府也在党报上投放了不少推广政绩的形象广告；地方官员通过增订党报的形式，展现自己的政治意识等。
官方经费的作用不可小觑。研究说，广州日报在2016年一年就获得了人民币3.5亿元补贴。而在反腐高压的政策下，地方官员不敢把钱直接放进自己的口袋，更愿意花在党报广告上可以有利于自己的仕途。
海外媒体自由亚洲电台引述前贵州大学经济学教授杨绍政说，在中国大陆，所有的媒体都姓“党”，只是部分媒体的市场化程度较高而已，这类报纸停刊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好事，因为中共可以把战线收缩，媒体都发出同一个声音，“整个国家思想就统一了”。（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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