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连续数月的开局铺垫，新时期中国外交呈现“西进”与“南下”并举的积极主动态势。与一年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辑思教授提出的“‘西进’战略”不同，发生在实际中的“西进”和“南下”动作有着更为宏观、统筹、超然的思考和实践，展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指导下的外交工作不陷争论、真抓实干的可贵作风。
一段时间来的“西进”，是赋予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的时代内涵和永续生机，加强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和蒙古等中亚国家合作；是深度、建设性参与中东事务，提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推进伊朗核问题6+1会谈的具体主张；是积极开展对美国、法国、冰岛、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西方国家的外交，凭借战略沟通、金融互助、自贸建设、人文交流等手段增进信任、搞活合作，在西方内部扩大中国的战略回旋空间。
一段时间来的“南下”，是将东盟确定为周边外交的首要和优先方向，与有关国家制订提升战略伙伴合作的工作重点和“路线图”；是积极引领金砖国家合作，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利益和发言权；是大力拓展对非洲合作，并将其同中国国内建设和企业“走出去”需要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这些令人目不暇接的“西进”与“南下”动作是中国全方位外交在新时期积极有为的真实体现，有着坚实的主轴和紧密的内在联系，依托的就是中国陆海两栖的地缘位置和上升最快发展中大国的独特地位。轻舒两翼，像破茧的蝴蝶振翅而飞，还有什么比这更接近当代中国外交所应具有的形态和风格？
中国最主要的“西进”与“南下”动作集中在大周边地区。从中国紧邻周边发散出去直至西亚北非、南太平洋和北极地区的广阔地带是中国利益存在最直接、战略影响最显著的方向，也是中国外交最需要也最可以大有作为的舞台。
中国外交在大周边有所作为之首重，一如王毅在结束他出任外长后的首次出访时告诉世界的，将是东盟。
回望过去20年的周边外交，最具创新性的调整恰从东盟开始，最有突破性的成果也多在这个方向上取得，这不是偶然的。东盟一体化进程紧贴经济全球化和合作区域化趋势，走在时代潮流和亚洲变革前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环环相扣。以协商一致为核心的“东盟方式”已成为本地区重要的行为准则，构成中国与东盟的突出共同语言。东盟国家“小国办大事”的思维和主动平衡大国的意识赋予这个组织持续的外交活力，也把中国在东南亚的外交触角助推到更大范畴和更远方向。
“首重”的题中之义，是人们将从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演变中观察到周边外交最多的政策和工具创新、最多的实质投入和产出、最多的互利共赢成效和稳边安边努力。
外交的“西进”与“南下”是中国基于自身利益需要作出的战略上的主动进取，以维护和平、促进合作、发展共赢为核心内容，而不是迫于哪个国家“战略转向”的被动应付、迂回出击，更不是搞对抗性外交，攻城掠地，排斥谁的利益，挤占谁的空间。
但说“西进”与“南下”没有一点针对性也不符合实际。美国积极调整亚太战略，大张旗鼓“重返亚洲”，不管其承认与否，相当程度上是通过军事安全、政治、经济等手段与中国竞争。中国无意与美国恶性竞争，无意把亚洲变作自己的“势力范围”，但当对手仍抱着冷战思维处理涉及中国在周边地区重大利益的一些问题时，忽略周边、丧失进取将导致中国战略环境从有利到消极的根本性转变。
中国在大周边地区站得更稳、做得更好，切实发挥建设性、负责任的大国作用，中美合作共筑亚太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新局面才更有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