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于1991年创办和组织世界华商大会，为全世界的海外华商提供了相互了解、合作的平台。这次华商大会将举办地点选在了中国四川成都，您此次赴会，有何期待？
蔡其生：成都历史悠久，是一个中国内地正在开发的商业城市，对于海外很多华侨华商而言还是一个比较新鲜的地方。中国中央政府对成都的发展寄予厚望，各项政策全力支持，成都正往现代大都会方向发展。作为海外华商，我们想趁这个机会去看一下它在建设方面到底做了哪些工作。因此，这次去成都，我们希望能够在那边找到开拓我们眼界和商机的机会。
记者：总商会此行有没有具体目标和在洽谈的项目？
蔡其生：具体项目目前还没有。我们的目标很清楚，就是希望这次去有机会能够拜会成都的领导人，同时去那边见见老朋友，还能再认识一些新朋友。新加坡在成都也有不少投资，比如说我们的新川创新科技工业园，是新加坡企业和中国成都政府合作的一个工业园。我们要去看看到底整个工业园能为新加坡企业提供怎样的机会。我们也希望借此机会能了解新加坡企业在成都的投资情况，去拜会成都的成功企业。
成都作为中国内地城市，这几年的经济发展方向和策略与其它城市不同，需要发挥自身的条件与优势。随着制造业的发展，它所需的一些服务行业，比如说物流、管理等，新加坡商家有一定经验，所以对新加坡企业来说可能是一个机会。此外成都的旅游业非常发达，所以在旅游服务相关的行业，比如饮食行业，新加坡的一些企业也可以有所作为。
记者：在大会期间，有许多论坛，您觉得新加坡的华商对哪一方面话题最感兴趣？
蔡其生：在整个世界华商大会中，论坛这部分最为重要。我们希望论坛话题方方面面都能概括。比如，我们最感兴趣的是世界经济话题，但是关于我们的社会文化、教育方面的课题我们也希望能够涵盖。整个地方的经济建设还是需要社会文化各方面进行软性配套支持。比如我们要了解一个地区的经济建设，还要了解它的社会文化情况，这样才能做好生意。所以，如果新加坡企业家要出席这个论坛，在经济问题以外还要多了解四川成都在人文、社会方面整个的建设情况。海外投资者们把钱投入地方建设，公司本身的的员工也需要在当地居住，因此，对整个社会环境的了解非常重要。
记者：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此次访华提到，希望与中国更进一步加强经贸往来。作为新加坡历史悠久的中华总商会，接下来会有哪些新的思路和举措？
蔡其生：总商会三年前在上海设立了一个代表处。今年九月份我们与新加坡贸易发展局又签署了一个更新的三年合作，把原来上海代表处的规模再扩大一倍。此外，我们还有可能在上海之外的地方物色一些新的点，但现在还没有确定具体地点。很多地方的领导人都希望我们能够去他们那里设立一个。如果成都真的有这个需求和意愿，我们也可以考虑。总之，我们商会在中国的这类举措会不断加强。过去三年，我们是实实在在为新加坡，包括中国的企业家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记者：新加坡的中小企业面临着员工短缺和成本上涨两大问题，基于您自己的实际经验，对他们有哪些建议？
蔡其生：跟世界其他地区国家一样，新加坡中小型企业的数目占注册公司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它所雇用的劳动力却远远在50%以上，所以它们是提供就业机会的主要雇主。它们所贡献的GDP尽管小过它所雇用的人数，但是单从它提供的就业机会来看是政府所不能忽略的。所以过去几年，新加坡贸工部也在很积极地探讨这个问题，也制定和颁布了很多计划和政策。中华总商会作为他们寄予厚望的组织，承担着作为政府和企业沟通桥梁的责任。我们商会的中小企业中心也在这几年做了很多工作来帮助政府解释政策，同时也帮忙企业去争取政府的援助金。有些小企业的确对政府的援助配套政策不是很了解，我们甚至连申请表格都替他们填好，只等老板来签名核实，帮助他们申请。
目前的两大问题并不能短期解决，所以在新加坡的企业都要正视，必须用企业的经营模式去解决这两个问题。不管你从事哪一个行业，不能是一个人工密集的行业，否则没办法找到这么多员工。同时，企业的产品必须是高增值的，土地空间不能占用太多。那些已经有能力，已经发展到一个阶段的企业，下一步就是去考虑怎样利用周边国家的资源，才有办法往更高层次发展。换句话说，作为中小型企业，老板们也要放一份心思做一些策略性的思考。老板自己做太多具体工作，疲劳不堪，就没有办法去思考了。所以我们总商会有一个管理学院，专门鼓励老板包括员工在工作之余抽出时间，通过上课来增加他们企业管理方面的一些知识，希望他们在管理经营企业的同时，多一些策略性思考。
记者：那么除了参加管理课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解决这两大困境？
蔡其生：企业老板的理念和思路很重要。思路决定出路，思路不突破，企业也没有办法突破。企业小，如果你的脑海里也一直都环绕着“小”，那么你就把自己困住了。在思考上我们可以更大胆，落实上则可以根据资源更谨慎。如果思维不突破，企业永远只会绕圈子。比如有的老板在海外参加会议仅仅一个礼拜，就会担心自己不在公司，员工可能没有好好做工。但他可能没想到的情形是，老板不在也许公司会运作得更好，他在海外能学习到更多东西，开拓视野。所以，我认为企业家们在观念方面一定要敢于改变。
我们了解这些企业的心态后，也时时刻刻都在与政府沟通，同时我们也希望能改变政府的一些主观想法。有些时候政策的策划者会把过去的情况还当成现在的问题，作为制定政策要考虑的因素。所以商会过去的一个工作是，当政府有一些新的政策要宣布时，我们就帮助政府向商界解释这些新政策。但是后来还是觉得比较被动。所以我们希望能在政府还在策划的阶段，就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些反馈，以便他们做出更正确、切合实际的政策。现在我们看到，政府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些调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记者：您自己是制造业出身，您觉得应如何保持新加坡制造业的竞争力和它在经济结构中的比例？
蔡其生：一个国家的经济不能单纯靠某一些特定行业，否则很危险。比如，服务业需要制造业做基础，金融业也是。所以新加坡选择将制造业维持在百分之二十五的比例。今天的制造业与二十、三十年前不同，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都在不断提升，所以制造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不用很大，只要它的质量和技术创造出来的价值能维持在一个高度就足够了。对于新加坡面临的土地和劳动力问题，要发展的制造业肯定是不以土地和劳动力为基础的。空间小，就做技术价值高的产品，劳动力缺乏，我们就创新技术。再加上我们还可以利用海外和临近国家的资源来发展制造业。这些都是可行的方法。
记者：新加坡政府一直鼓励新加坡华商走出去，您对政府的措施有哪些评价？
蔡其生：新加坡土地小、人口少，所以我们的市场很小，走出去是必须的。作为小国，企业一定要与整个区域的市场相结合，企业才能够做大、做强。新加坡政府一直都鼓励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要有“两只翅膀”，即除了巩固本地业务外，还能往海外扩充。本地制造，出口海外，甚至把一部分制造业基地也放到海外去。很多新加坡本地企业这些年来都曾到东南亚国家、中国投资设厂，所以往海外发展对新加坡企业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们每年组织三到五个海外考察团到亚洲其他地区去。在这方面，政府给予了非常大的支持，除了津贴外，在海外设立公司和市场调查都有各方面的援助。这些都是新加坡企发局在做的工作，他们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