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个月将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十周年纪念。几周前，在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举行的经济会议上，有人问我，有没有办法扭转那场危机以来因为经济不佳而“失去的十年”。我由此得以探讨那个我认为最有趣的问题：有用的点子那么充裕，为什么本来可以改善经济条件、缓解公众愤怒的政策真正实施的少之又少？
“市场永远正确”是误导
第一个障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自20世纪80年代初，政策一直被市场永远正确而政府经济干预几乎总是错误的教条主宰。然而，市场原教旨主义也导致危险的认识错误：金融市场始终理性高效，央行只能应对通胀而无需考虑金融稳定和失业问题，财政政策唯一的合法作用就是平衡预算而非稳定经济增长。
即便这些错误在2007年后使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学信誉扫地，市场原教旨主义政治学却幸存下来，阻止政府采取有效的政策应对危机。市场原教旨主义是知识界的时髦。强大的政治利益推动70年代经济思想的革命。那些证明政府干预几乎总是起反作用的所谓科学证据给财富分配和权力分配的巨大转变提供了合法依据：就财富而言是从产业工人转向金融资本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就权力而言是从有组织的劳工转向商业利益。
假设的补偿未必现实发生
宣布维持充分就业的政府政策“显然不佳”的经济学家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他参与领导的反对凯恩斯经济学的市场原教旨主义革命持续了30年。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一种特殊矛盾暗示了收入停滞和最近民粹主义情绪高涨的另一个原因。
经济学家认为，提高国民收入的政策，比如自由贸易和解除管制，始终有益于社会，无论这些更高的收入如何分配。这种观点基于所谓“帕累托最优”原则，这条原则假设获得更高收入的人总能给失败者补偿。然而，如果经济学家认为理论上存在的补偿在现实中没有发生怎么办？如果市场原教旨主义政治明确禁止收入重新分配或者发放地区、行业和教育补贴，而这种重新分配和补贴原本能补偿因为自由贸易和劳动力市场“灵活性”而受损的人？
如果是这样,“帕累托最优”根本就不是社会最优。相反，加强竞争的政策，无论是贸易、劳动力市场还是国内生产，都可能产生社会破坏作用，并在政治上引发激烈争论。
“马克龙经济学”的探索
这突出显示自2007年实施的经济政策之所以失败的另一个原因。作为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政府不干预”自然会加强因为全球化和技术而利益受损者对变革的抗拒，从而在设计经济改革顺序时造成难以解决的问题。
货币、财政和结构政策要取得成功就必须以符合逻辑且彼此加强的顺序共同实施。但是如果市场原教旨主义阻止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阻止再分配性质的税收或公共开支，对贸易、劳动力市场放开和养老金改革的民粹主义抵抗就一定会加剧。
假设充分就此和重新分配的“进步”经济学可以与自由贸易和劳动力市场放开的“保守”经济学相结合。这样一来，从政治角度为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性政策进行辩护就容易一些，成功的可能性也大为提高。
这种情况可能就要在欧洲发生吗？法国新总统马克龙的竞选纲领就基于“右翼”劳动力改革和“左翼”缓和财政与货币环境的结合，他的想法在德国和欧盟决策者中间也逐渐获得支持。如果试图结合保守派结构政策和进步的宏观经济学的“马克龙经济学”成功取代2007年失败的市场原教旨主义，那么，因为经济停滞失去的十年或许很快就将结束——至少在欧洲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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