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媒称，中国经济已经迅猛增长了约40年。但还有一个强劲的增长源尚未彻底发挥作用：城市化。如今超大城市作为带动经济增长和增加人民福祉引擎的实力终于赢得应有的关注。
据俄罗斯电视台新闻频道网站9月7日文章，在过去十年里，中国致力于从基于廉价劳动力的生产增长模式，向在高生产率基础上创造高附加值的创新模式转变。城市化对促成上述飞跃具有决定性意义。
中国目前虽然是全球第一人口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但只有半数民众住在城市，不到10%的民众定居在超大城市。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依旧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日前撰文指出，中国超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发展长期受制于国有行政部门的僵化体制。在资本积累、吸引外商投资和培养本土企业家精神上并无压倒性的优势，反而那些中小城市借势而为，一举崛起，成为制造业的中心。
上世纪90年代，昆山一跃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电子产品制造中心。在广东省，类似昆山这样的小城市，比如东莞、惠州、中山、顺德，也在中国确立世界工厂地位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但即便这些小城市取得的成绩令人鼓舞，人们还是应该认识到，超大城市才是未来中国最具增长潜能的地方。中国眼下有4个常住人口在2000万以上的“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但这种城市的数量与中国的经济和人口规模显得不成比例。没有充分理由认为，它们的经济发展潜能和可容纳人口数量已接近临界值。
中国还有多个蓬勃发展的二线城市，如成都、天津、杭州、武汉和苏州等。只要给它们机会，它们就能发展成一线城市。
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大城市的潜力，中国需要彻底放弃限制城市土地开发的配额管理制度。这个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实施的制度不仅严格限制了城市可开发的土地数量，而且把过多的建设用地用于建造厂房。对土地开发数量的控制无疑加速了中国一线城市地价和房价的上涨。
好消息是中国已经试图通过“撤县改区”等手段来缓解甚至突破行政区划对经济潜能释放的制约。例如，上海市行政区域（6340平方公里）中近一半是农村。
在地方政府“撤县改区”之后，城市总体布局和规划的空间就得以扩大。这些得到中央政府广泛支持的做法无疑为未来的城市升级以及工业和商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大幅提升城市群在未来经济增长中扮演的主导角色，是中国推动经济朝城市驱动型增长模式转型的另一个战略：利用一线城市的辐射能力，带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
以经济实力而言，中国最重要的城市群分布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囊括了广州、上海和深圳等超大城市。都市圈的形成从规模和互补性方面大大提高经济生产的活力。
中国政府已经开始行动。今年3月，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目标是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全球创新发展高地、全球经济最具活力和优质品质的生活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涵盖了广州、深圳等九个城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
从2010年至2016年，大湾区的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从5.42万亿元人民币增加到9.35万亿元，成为排在东京和纽约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城市圈经济体。但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口快速增长，人均GDP不到东京的一半，这表明其潜力还远未枯竭。
此外，中国领导人看来正在关注第二个大湾区——环杭州湾大湾区。覆盖上海南北两翼、跨越浙江和江苏两省约10个关键城市的环杭州湾大湾区，将对提升整个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和发展长江流域经济带战略产生重要作用。
中国过去40年来的经济增速史无前例，但中国尚未成为富裕国家。随着让知识和技术占据更重要地位的经济升级改革的推进，发挥超大城市的潜力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佳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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